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精密化和选择性执行

近30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人们在欣喜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更多地是看到了国家的推动作用或者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承载着现代化转型巨大痛苦的农民工却被忽略了.从中央政府层面来说,对农民工的保护已经在政策上得到了落实.但基层政府在执行时往往会选择性地变通,其根源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限制了政令的执行.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伦理思考

最低生活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选择,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当前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权弱化、中央财政支出不公平、社会服务缺失的突出问题;其原因是政府价值取向的偏离、基层干群公民权利意识淡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加大政府支出力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法的建设,完善农村社保的制度建设和监督.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日本刑法有期刑上限的提高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04年末的刑法改革中,日本将维持了近百年之久的有期刑上限,分别从单罪15年提高至20年,并合罪、再犯加重从20年提高至30年.这一改革也引发了相关的凶恶、重大犯罪法定刑的变化及其论争.此次刑法改革中涉及的诸如人均寿命的提高、有期刑与无期刑之间差距的缩小、"通过严罚化以抑止凶恶犯罪"的"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等问题,对同处东亚地区的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宜提高为单罪20年,数罪并罚最高30年.     

矿产资源税费政策辨析

通过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相关法律对矿产资源税费政策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费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应的改革建议.为明确界定“费”体现财产权利,“税”体现政治权力,将矿产资源税费进行归并、调整与完善,促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同时确保矿业企业的合理税负水平.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加大内需结构调整的力度

今年以来,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严峻、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形势下,中央稳增长政策力度逐渐加大。观察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外贸微幅增长,消费则表现出其固有的运行惯性、实际增速相对平稳。随着中央更加关注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     

教师教育政策公平的现实困境与有效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以及重点学校、公办学校优先发展的教师教育政策与战略从客观上造成了教师教育的区域、城乡、校际失衡,以至于教师教育政策陷入公平困境。而统筹教师教育的区域、城乡与校际均衡发展则成为教师教育政策公平的可能进路。     

乡村振兴与健康乡村研究述评

以CNKI数据库中的311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以及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716篇核心合集库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5.6.R2软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既有健康乡村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乡村居民个体健康影响因素、乡村中的特殊群体健康、乡村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障三个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在议题设置阶段上有些许差别。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研究将集中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关重点议题有:“大健康”理念下的健康乡村研究、健康乡村政策研究、健康乡村韧性度提升研究、数字化健康乡村研究。     

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法律规制缺陷及应对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已经活动三十年有余,中国仍然在对其法律规制层面存在种种缺陷,这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对其不信任态度及防范意识分不开的.鉴于其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出的出色积极作用,在没有满足颁布诸如《非政府组织法》等专门法规条件之前的过渡期之内,中国政府应该转变对其的指导思想及态度,通过完善现有中央层面及地方层面法规,加强对其法律规制.除此之外,在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完善与缔结自身行为准则等途径,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机会,获取国家及人民的信任;同时,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勇敢的走出国门,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