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侵盗长沙”辨析

"南越侵盗长沙"是西汉高后七年九月(公元前181年9月)发生影响深远的军事、政治事件,波及南越国、长沙国和西汉帝国。本文基于《史记》、《汉书》、《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和散见于其他史书记载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事件做深入考究和辨析,理清了战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对战争爆发原因和战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对《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关于"南越侵盗长沙"的个别记载进行辨析,提出新的观点和补正依据。     

屏盗碑与五代地方贼患治理

《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与《卫州刺史郭进屏盗碑》作为中国古代屏盗碑的典型代表,藉之可管窥五代时期地方贼患治理。贼患产生由多种因素造成,如割据纷争的军事战乱、繁重的赋役与频发的自然灾荒、浇漓的民风与山幽薮深的自然地理环境、鸡鸣狗盗与犯罪之徒转化为盗等。统治者采取诸多措施加以屏盗:量才授职,任官唯贤;重典治盗,武力剿杀;赦罪招抚,加强防备;政治宣教,宽惠爱民。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反思与建构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则之一,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但是具备市场流通性的盗赃物却被排除在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否认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能合理保护善意受让人利益,不利于社会交易安全与稳定.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物权编应当从价值梳理与路径选择着手构建盗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以便更好地保护善意受让人利益,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们”——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中的守火者和盗火者

盗火神话作为世界性的神话母题,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中国诸民族的神话之中亦存在有较多的盗火神话。守火者和盗火者是推动盗火神话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守火者和盗火者的形象所表达的文化意蕴,对于深入理解盗火神话的内涵有着重要作用。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文本资料,笔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盗火神话中的东方普罗米修斯"们"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能对神话所传递的精神力量有更好的解读。     

廓清史实,正本驳讹——唐诗《井栏砂宿遇夜客》研究

李涉的《井栏砂宿遇夜客》,是历代《唐代文学史》、《隋唐五代小说史》,以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诗鉴赏词典》等诸多图书乐于收录、鉴赏的一首名诗佳作。但长期以来,对它的写作时间、事发地点、诗赠对象姓名,以及传承因缘和传承中形成的某些差异,缺乏钩沉、解析和考证。文章在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历朝收录此诗的内容,进行深层次的发掘、考证、排比,使这些问题逐一廓清,正本清源,以增强此诗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

《二年律令》的《盗律》篇,对汉代的刑事、行政等法律关系作了一些规定,内容涉及国家官员、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公民财产及人身等等,并证明了史料记载的多种罪名和刑罚名的存在,反映和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有法家繁法严刑的浓重痕迹,对我们研究《二年律令》以及汉代的法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李自成与多尔衮在北京时期所实行的政策的得失

李自成与多尔衮是明清交替时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本文就其各自在北京时期所实行的政策加以比较分析:李自成由于其政策上的失误失利,退出北京;多尔衮由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形势的政策,成功的在北京建立起新的政权.     

对《物权法》未规定盗赃物善意取得的反思

在我国,以盗窃或其他方式取得赃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当盗赃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商品交易流通领域后,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并且事实上通常很难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在此情况下,只要赃物仍然存在,是无限制地追缴,还是合理地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实属一大缺漏.因此,有必要对盗赃物之善意取得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和市场的交易安全.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