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司法方法的三大共通点

在全球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公认的法治要素之一,是中美法官处理纠纷的共同制度前提。中美都需要客观公正的程序使诉辩双方信赖司法裁判的过程,同时也需要能够贯彻形式法治的司法方法。在程序法治之下,中美法官所运用的司法方法有三大共同点:其一是遵循释义学解释,中美法官执业的第一要求均是首先理解法律文本的意义;其二是坚守形式理性,在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时应确保推理过程不掺杂非理性的因素,中美法官均在可预测的诉讼程序之上借助全国统一的法律数据库和智能系统进一步确保实体法裁判尺度统一;其三是追求法律之真,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使得现代法治国家更加重视物证基础上的法律真实。     

鉴赏能力的习得与理性的要求——康德鉴赏能力的一种趋政治化解释

《判断力批判》第22节涉及到三个问题。鉴赏能力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能力,还是一种获得的人为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是一种构成性原则,还是一种调节性原则?鉴赏能力的习得,如何是一种理性的要求?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鉴赏能力是人们先天具备的,但是又必须在经验中不断练习,才会具体使用这种能力,即习得这种能力。共通感对可能经验来说只能是一种调节性原则。而鉴赏能力的习得,是理性在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政治上的要求。由此,鉴赏能力的习得也具有了政治意涵。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作为社会批评的形而上学理念——对阿多诺的康德自由观批判的一个反驳

通过反思阿多诺对康德先验自由的批判,揭示该批判的实质是对理念本身进行机械的还原论操作,能够为长期被“污名化”的康德式形而上学理念“正名”：自由的二律背反是关于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条件的形而上阐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批判蕴含;作为形而上学理念的先验自由蕴含着无法被经验性社会关系同化的“真理内容”,因其抽象而得以保留其不可被化约的批判潜力。     

科学之于文学：“抗拒”抑或“接纳”?——论浪漫主义与自然科学之关系及其他

经历了17、18世纪自然科学与理性精神持续发展与张扬,19世纪浪漫主义以反叛现代文明的姿态应运而生,以文学“革命”的方式向艺术本位复归,其主要目标是让文学从科学理性、社会政治理性及功利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因此,浪漫主义与生俱来有抗拒科学与理性的一面。但是,浪漫派又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同程度地肯定其积极作用,并从中汲取知识、方法及理念,借以激发艺术灵感、更新创作题材与技巧。在此意义上,科学助推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浪漫派与科学有难以割断的精神联系;它对启蒙运动造成的科学与理性崇拜予以反拨,并朝着张扬人的感性本质的方向发展,使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在另一层面上得以延伸与发展,而且一直延续到唯美主义等19世纪末的文学及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中。西方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科学之于文学是抗拒与接纳的辩证统一。     

结构体系哲学的非理性起源——从直觉主义数学或“语言的他者”出发

语言、结构、形式、体系、逻辑,是一组相似的概念,它们是构造体系性哲学的必要条件,它们的原型可以在数学中获得更为清晰的展示。但是,这组相似的概念群忽视了其起源问题,即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为了探讨它们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另一组概念,即直觉、自我、悖论或不完备性、不确定性等浪漫主义因素,它们是作为“语言的他者”而出现的。这两组概念的冲突构成科学与人文的世纪大战的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