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符号过程中不明推论的美学维度与艺术表达研究

皮尔斯的符号学是认知的符号学,人们通常关注其认知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其与美学相关的问题.其实,皮尔斯符号过程中的不明推论这一认知步骤,就显现出了美学的维度,它是艺术表达的基础.皮尔斯从实用主义与其符号学的关联开始,美学维度在不明推论环节显现,其包含的本质要素是符号的冲突,进而以此为基础阐释艺术和艺术作品的表达,显示了皮尔斯符号学的美学价值,可以深化对其符号学的认识.     

《瘗鹤铭》文本、刻本之我见

《瘗鹤铭》是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石刻。由于《瘗鹤铭》摩崖石刻先遭天灾,后遇人祸,早已支离破碎不全。北宋发现此铭,已不完整,及至清代打捞上岸,只存五方残石。唐、宋、明、清均有文本和刻本,哪种近真,本文进行考订,以求还其历史之真面目并提出笔者一得之见。     

“辽宁本”真伪的史料学考辨

从史料来源的多元性、史料抄录的原始性和史料编纂的真实性三个维度对“辽宁本”进行了史料学的考辨,认为“辽宁本”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夹带出宫的,其原有的史料誊录痕迹以及未经润色的史料编纂措辞体现了其原始性与真实性,表明该文本确系建文朝所修最初存于国史馆的《明太祖实录》原稿残本,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论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限于复议阶段,这符合税务争议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税务和解的标的是法律授权下的行政处分权,法律仅将行政处分权限于行政裁量,忽略了做出行政处分前的事实认定,因为其中可能出现"事实不明"的情况,行政机关对此也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事实不明"也可被纳入和解范围;法律运用偏向于法定职权,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原则,"法律不明"不适宜纳入税务和解;税务和解涉及对行政权的处分,须对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制。     

论晚明学人视域下的《庄子》篇章之真伪

在个性凸显的晚明时期,《庄子》篇章的真伪性问题成为众多庄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当他们面对相同篇章的《庄子》时,得出了不同结论:沈一贯、徐晓、陶崇道、陆西星等极力推崇苏轼的伪作论;孙矿、罗勉道、焦竑、王夫之等在苏轼的基础上又扩充了对其他外、杂篇的质疑;张四维对苏轼之论有所“损益”;李贽、顾起元等把外、杂篇全然判定为伪作;朱得之对内、外、杂篇皆有质疑;而叶秉敬、谭元春、潘基庆、陈治安等则对晚明的“疑庄之风”提出了批判.无疑,这些界定背后实际上蕴含了学者们不同的观念体系、意图与思考方式等.     

中国经籍“真伪之辨”的西洋论解

秦焚书而经亡或经不曾亡，这段极具争议的历史激荡过古今无数史家的思绪，然迄今莫衷一是。欧洲人也早就关注汉籍经典的真伪问题。在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领域，德国汉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领先地位；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真伪辨析，很能折射出彼时欧洲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一些观点颇有见地，或许有借鉴意义；另有一些看法因后人的考证和发现，显然不足为凭，但思考本身是有价值的。并且，西人对于汉籍的了解和认识程度，是其真伪之辨渐进发展的基础，其中包括中国本土的疑古辨伪对于西方相关论说的可能影响。本文的重点不是辨析之辨析，而是再现当初德国学者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从文本真伪性的角度再论《说文》“省声”

传统典籍中保留的《说文》省声字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我们重点引用佛经音义材料,证明了唐代的学者对《说文》省声多有刊定,今所见省声字已远非《说文》原貌.分析得到后人多因字形和读音的原因对省声字进行篡改,强调语言学研究中要重视对文本真伪性的考察.     

如何识别亚麻凉席真伪

亚麻凉席因其绝佳的卫生性、透气性而在夏日成为市场宠儿。但有的亚麻凉席生产厂家为降低成本或弥补生产技术上的不足,大量采用粘胶纤维代替亚麻纤维,有的产品化纤含量甚至超过70%。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很容易蒙骗     

痛经怎样治疗

《老友》专家门诊:我孙女年青未婚,她每次月经来潮时都会痛得难忍、呕吐不止、面色发白。大小医院的中西医都看过,就是不见好转。请问此病应如何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