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别不仅在于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内涵的价值选择的不同。本文分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内涵及其法律意义 ,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 ,提出我国的证据标准应该理性地适用法律真实的观点。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到<伍子胥变文>,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兼及其他文献,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吉尔伽美什》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吉尔伽美什》是目前世界文学中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巴比伦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差异。如果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系统地梳理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左传》之文学观

《左传》这部史书的文学观常与政治、文化、社会伦理、艺术等融为一体。主要体现为：一、称诗言志，借用现成的诗章来说明自己的意志，并往往表现为断章取义。二、美善相济，强调“立言”须服务于当时价值体系，但又不能忽视文辞的审美要求。三、和而不同，表现为文艺上的杂多而一，不同声律、风格相和谐的审美理想。四、中和之美，要求以理节情，温柔敦厚。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是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上,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如何重构历史观念展开了褒贬评价截然对立的激烈争辩.对新历史小说中人的存在及其呈现形态,研究者们从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新历史小说中人的种种生存形态、与人的存在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等几个方面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关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研究者们主要从叙事视角的变化、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叙事的自我解构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剖析.     

纪昀的西域谪戍生涯及《阅微草堂笔记》反映西域风土人情的特点

乾隆三十三年 ,纪昀因为“漏言”被谪贬至西域乌鲁木齐。与古代其他谪贬文人所不同的是 ,他并未完全沉浸于穷愁怨艾的情绪中 ,而是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他的《乌鲁木齐杂诗》及《阅微草堂笔记》多方面地展示了西域的风土人情。但两者在内容及视角上有所不同 ,《乌鲁木齐杂诗》以丰富见长 ,但多粉饰之意 ;《阅微草堂笔记》以深刻取胜 ,真实而颇见其洞察力     

《九歌》审美探析

屈原的祭事诗《九歌》具有深婉的人情美 ,其中的人与物、环境与神灵的关系和谐统一 ,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美与瑰奇温情的神灵世界。而这种人情美的构筑 ,与春秋战国时代“以善为美”的道德伦理哲学及屈原“美政”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 ,《九歌》的永久魅力不仅在于外在的形美、境美、事美 ,更在于其深层的“善美”。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诗歌翻译"三美"之探索--评王佐良译《西风颂》

本文试图根据许渊冲的“三美论”,分析王佐良译的《西风颂》在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三方面的得与失,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诗歌翻译的“三美”,以期对诗歌翻译能有所启发。     

现代艺术：关于美的重新界定

传统的艺术观认为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 ,一切艺术皆是美的。现代艺术的诞生 ,以无可争辩的艺术实践瓦解了以往的艺术本质理论 (最根本的瓦解发生在后现代艺术当中 ) ,艺术似乎无可奈何地成为不可言说的存在 ,完全成为一个“开放性概念” ,不需任何外界条件的证明。“凡是艺术都是美的”失去了概况力 ,“美”和“艺术”缘分已尽。这从康定斯基艺术个案中可以有分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