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马之驾”观周代礼制对东周王室的作用

东周王城遗址发掘出的"六马之驾"是东周历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周代礼制从一方面说明了"东周王室衰而不亡"的历史现象,并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东周王室的历史地位给以重新认识和定位。     

两周金文的第二人称代词及一些相关问题

两周金文共有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乃"、"尔",它们的语法功能一直比较稳定。"余、朕、女、乃"和"我、尔"在殷商以前可能属于不同方言,后者之进入前者所在方言,可能就是为了补前者不表复数之不足。第二人称代词在殷商西周时可通用于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到东周春秋时期逐渐有了限制。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称谓系统也发展得愈益丰富完善。     

周逸群关于共青团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革命年代,周逸群注重青年团的建设工作,他汲取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青年和青年团建设的思想,规范团队联系、完善党团关系,创新实践方法,壮大了革命力量。当下,他的工作经验对新时代共青团建设仍有重要启示作用。     

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其渊博的知识与见解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他的民俗学研究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从思想脉络上讲主要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成分，同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者的影响，更多地还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风俗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本文在梳理周作人民俗研究的目的及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其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希望对现代民俗学研究者有所裨益。     

想象力、好奇心、"惊异的能力"的培养——"五四"后期周作人对精神能力培养问题的思考

"五四"后期周作人提出精神沙漠化的命题,开始积极发展新的生活,并培养新的精神能力.新的精神能力包括想象力、好奇心,以及"惊异的能力"等.周作人认为这些精神能力在中国是完全缺失的,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粗鄙、实利化的现实环境对国人精神的严重损害与社会对这些精神能力的漠视、否定,以及国人的求生意志的缺乏与国民性的严重堕落等.基于此,周作人主张从改造国人精神着手,对中毒已深的成人社会进行精神上的疗治,待精神病症得以疗救后,再以空想的作品培养这些精神能力.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

周作人借鉴西方资源 ,确立了在尊重人性基础上的现代儿童观 ,并倾力于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关系的探讨。他早在 1 91 4年写的《童话略论》和《儿歌之研究》,对童话和儿歌分别作了全面而不失深刻的研究 ,具有导夫先路之功。并且 ,遵循其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同时并举的一贯做法 ,周作人又对当时儿童文学界的许多错误倾向 ,予以持续不懈的批判     

从《诗经·周颂·臣工》看周先祖后稷弃在中国农史上的重要贡献——兼论大小麦在中原种植的最早时代

从<诗经·周颂·臣工>所述的历史事实看,周先祖后稷弃在农业上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他给世人送来了大小麦.但也许由于这被看作孤文单证,因而并未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但是今天从考古发现来看,在龙山文化中后期,大小麦在中原地区已经较为普遍地得到种植.特别是传说中后稷弃所封之地在今天的武功一带,而在武功县龙山文化后期的赵家来遗址正好在墙土中发现了麦秸杆,而后稷弃所封之地也是"邰",其异体字作"斄",古文字中表示用手拿棍子一类的东西去敲打麦穗,是作为"来"的动词用法来表现的.考古资料和后稷弃的居地"斄"都说明这一带是个盛产麦子的地方,这正好与<诗经·周颂·臣工>歌颂后稷弃的功劳遥相呼应.     

两周金文语法札记(四则)

“余、我、朕”是常见的第一人称代词,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即“余”以充当主语为主,“我、朕”以充当定语为主;“我、朕”的差别表现在“朕”主要见于具有庄重色彩的语境中,而“我”没有类似特点。“不、弗”、毋、勿”是常见的否定副词,“不、弗”主要表示一般性否定,“毋、勿”主要表示禁止性否定。四词在出现频率、出现时间、句法功能、组合功能、其后动词是否带宾语等方面都表现出或同或异的差别。“乃、婚”二词的不同表现在“乃”主要用为第二人称代词,而“婚”主要用为承接连词,但在大的不同中二词也表现出一些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