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蓝色的梦——胡麻花

每每见到蓝色的花,我就想起小时候的胡麻花。长大后,当兵离开家乡,就再也没见到过胡麻花了,再次见到它,中间已隔了40多年。那年我回老家,去薛脊梁看望小姨。站在高处俯瞰,薛脊梁的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梁、一片片绿油油的田野、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田,美得似一幅图画。再往远处眺望,一片蓝紫色的花儿映人眼帘,我定睛一看,那不正是我魂牵梦绕的胡麻花吗!惊喜之余,我赶快停好车,过去欣赏那蓝色的“迷情梦”。     

“V1着V1着，V2P”的构式语块分析

动词持续体重叠式“V着V着”不具有句法独立性，通常出现在由三个语块——“先行状况”语块V1P、“持续”语块V1着V1着、“变化”语块V2P组成的构式中。该构式是一个主观性构式，突显三个方面的意义：“持续”状况的短时性；“变化”的非预期性；“变化”与“持续”之间的相关性。     

便利视角下中国O2O模式的演进路径研究

O2O模式在中国商品流通领域的发展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便利性而展开。由商品信息搜寻及比较、买卖双方信息交互、购买支付方式、商品获得和退换货等构成的五大便利维度恰好涵盖了整个购物过程。五大便利维度在发展中呈现出不均衡性，对O2O模式的发展带来不同的阶段性影响并表现为一定的函数关系。这一函数关系的变化轨迹刻画了中国O2O模式不断发展的客观路径：以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普及为起点，逐步经历了支付方式变革、物流配送业快速发展等所带来的便利的改善，进而促进了O2O模式的繁荣。O2O模式让消费更便利的本质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将商品或服务传递给消费者，完成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相互转换，高效实现全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技术为O2O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起点和支撑，“门到门”的物流配送业则成为O2O模式发展的“天花板”，二者的发展状况共同构成了O2O模式的发展通道；在此通道内，改善便利的导向将继续引领O2O模式的发展。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V1+着+V2”格式的性质和类型探究

"V1+着+V2"格式是一个复杂结构,可分析成四种类型:偏正结构、连动结构、动宾结构和递系结构。其中偏正结构最多,动宾结构次之,连动结构再次,递系结构最少。结构划分分歧极大,方式序列能否构成连动结构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时序原则是连动结构的结构原则,即满足时序原则的方式序列可以作为连动结构处理。但语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语言焦点也会对语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四个结构之间存在很多交叉部分,必须结合语境详细说明。     

我国种业整合风险及其管理研究

种业整合风险一直从心里层面和操作层面困扰着企业家对种业企业实施并购与整合。并购整合的风险来源不同，种业企业并购风险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理也不完全相同。种业企业并购整合风险来源于种业并购整合的全产业链、全部参与主体和全部要素，其主要构成是：并购后的产品销售风险、价值链重构风险、企业资源损伤风险和整合能力短缺风险。在种业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任何一类风险的数量或水平达到某个临界值，实施整合战略的风险就会发生，管理者必须对可能放大风险的事件、活动，或者易产生较大风险的环境保持高度敏感。对种业整合风险实施诊断识别、互动控制、内部控制、价值认同控制、规则控制及其整合方案的优化等是应对种业整合风险的重要措施。     

论西方警务改革的后现代性特征

西方警务改革的后现代性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开放性、解构性、社会化等。社区警务的概念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复苏，其优势在于激活共同保护社区的集体责任，并增强邻里之间的互动和改善警民之间的隔阂。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影响着警务模式的改革，政府机构规模追求小型化和灵活性，通过下放决策权与财政支配权来增强基层单位的权责一体化；将社会市场方法引入执法机构，借以增进警务效率；逐渐剥离警察的边缘职能，让渡给社会或其他组织来承担。这意味着原先被政府垄断的警察权开始由社会进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