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新探

本文在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制度框架下,着力探讨了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两种新模式即商标权保护模式和专利权保护模式,并结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特点从理论上对这两种保护模式进行了粗浅的制度构建。     

清代黔东南文斗苗族林业契约补论

针对此前学界认为在锦屏人工林业产权结构中 ,林地的所有制形式是“家族共有制”即“林地家族共同占有 ,而林地上经营的林木归家庭个体所有”的观点 ,笔者以充分的材料论证林业契约是林地“家庭私有制”的产物。文章还论述了文斗和锦屏林地主要在家族内部交易的原因。     

婚内约定的财产,离异时合法有效

婚后约定婚前房屋共有离婚时单方毁约不认账通常情况下,房屋产权证登记在谁的名下,谁就拥有该套房屋的所有权。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对年轻夫妻,在度蜜月期间,丈夫覃耀华为了给妻子赵秀丽一个惊喜,主动提出与赵秀丽签订一份《婚内协议书》,约定其个人婚前在柳北区某住宅小区购买的一套按揭房,归他与赵秀丽共有。赵秀丽听罢,意外之余又感到非常甜蜜。     

外空探索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探析

中国外空探索国际合作的形式由双边合作发展到多边合作,合作的程度日益深化,技术出口与共同研发成为合作的常态。对于合作中已有技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要通过协议规定保密条款,并明确在此基础上改进专利的实施条件及违约责任。对于合作研发技术应综合考虑合作各方贡献,通过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空间技术具有国防敏感性,应在国家利益与单位利益、保密性与公开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为此应建立合作项目知识产权评估机制和国家介入权听证制度。为增强中国在空间技术知识产权竞争力,应加强对外合作和单位内部的合同管理,以减少合作中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并针对合作项目风险性的差异,建立知识产权分类评价机制。     

知识产权视角下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完善路径

女书是湖南省永州市发现的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女性文字.它不单单为江永地带乃至湖湘文化增添了一抹色彩,也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对于研究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都拥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商业时代的到来,女书传人的离世,都使女书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关注点,在剖析女书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方式,提出适合女书发展现状并能促进女书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网络游戏比赛画面的法律性质探讨——基于耀宇公司诉斗鱼公司一案的分析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2015年耀宇公司起诉斗鱼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案件成为热门案件,引发了人们对网络游戏比赛画面的法律性质问题的探讨.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了斗鱼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并未认可网络游戏比赛画面的作品属性.然而,法院的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剖析作品的本质并与网络游戏比赛画面进行对比后,发现虽较之于传统比赛画面,网络游戏比赛画面存在诸多特殊性,但这并无碍网络游戏比赛画面的作品属性,而网络游戏版权方是权利人,直播方可以通过与版权方签订协议获得传播网络游戏比赛画面的权利,而比赛中的玩家虽然使用了网络游戏中的素材,但并不是权利人.在网络游戏比赛画面传播的保护上,确实存在法律空白,应予以重视.     

基于公共财政视角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模式研究

为研究符合我国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科技资源分布现状和知识产权运营规律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模式,根据共享组织主体不同,结合已有知识产权运营实践,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模式进行了设计、对比和优化。结果表明,公共财政视角下,政府介入的合作联盟模式能较好地适应政府为主的科技投入机制、无形财产权运营市场环境尚不成熟的阶段性特征和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多元、客体内容复杂的特殊性,有效解决联盟成员博弈带来的共享冲突,是现阶段我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运营的理想模式。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随后,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统计的企业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和不同类型的贸易成本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提高了扩展边际,但降低了集约边际,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了出口增长.本文还发现,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地理距离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出口.上述结论对于区分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测算指标的估计依然稳健.     

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反思——从公共健康角度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在全球不同背景下强制性地运用单一制度必然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凸显了这种冲突,引发舆论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合理性的探讨.知识产权与健康权都是社会承认的基本人权,其中任何一种在特定的背景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但并非所有的人权都是并列的.当全球有数以万计的人正在遭受公共健康威胁时,孰重孰轻的问题就不言而喻了,应当使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已经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