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圣贤与豪侠--燕赵人格精神探析

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审视。张平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唤起河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必将对河北文化建设进而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内源性推动作用;梁世和认为,燕赵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了既追求圣贤之学又充溢豪侠之气的"圣贤-豪侠"人格,这一人格兼顾内圣与外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颇相契合;郝晏荣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燕赵人文精神呈疲惫与断层之势,并未完成历史自觉意识与社会理性观念的建构;冯小红和纪兴从人文精神与地域经济近代化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在近代河北高阳织布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当地独特的人文精神起了决定作用;樊孝东以传统知识分子史梦兰为个案,对其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囿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教囹圄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史梦兰弃仕归隐、闭门笃学既是个人的无奈,更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矛盾宿命。     

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东方学产生于西方殖民化东方的过程中,其精神实质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制造的权力话语。《东方学》一书的主题,一是清理东方学的历史演变,二是揭示东方学的理论要旨。《东方学》的学科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改旧”与“育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新中国国家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改旧”和“育新”的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党和政府着重对知识分子开展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通过运用理论宣传、组织建设、方法探索、环境营造等举措,使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成效,形成了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理念、坚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坚持显性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这些经验对新时代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与文化身份话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话语,也属于一种文化身份批评或文化身份话语。文化身份批评探讨文学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分析文学对身份建构的启迪意义。这里的身份包括性别身份和民族身份。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的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后殖民理论有着内在关联性、一致性和矛盾性。这些理论都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种族观和性别观进行了批判和反省,对身份的认同与建构进行了深层透视,力图颠覆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性别本质论,走向文化身份的建构论。     

《兄弟》中的知识分子叙事

《兄弟》是知识分子叙事的典型文本。作品塑造了两类知识分子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孤岛”中挣扎固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宋凡平、宋钢们;一类是生活在乐园中徒有虚名的伪知识分子赵诗人、刘作家们。他们在特定年代真实的心灵嬗变,既折射了物欲时代之于知识分子的压抑和扭曲,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信仰的脆弱。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尤为新颖,采用“反英雄”化形象的塑造和戏谑笔调,让文本在规避知识分子这一宏大主题带来的沉重感后,不仅刻画出欢笑背后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的艰辛,还体现了作者对这一现状的悲悯,对当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建构有一定启示作用。     

《奇幻山谷》中的伦理身份与共同体书写研究

谭恩美的小说《奇幻山谷》聚焦于欧亚裔混血女孩薇奥莱的生存困境与自我成长经历。本文以伦理身份理论为基础,探析文本中人物薇奥莱的伦理身份构建,从而分析社会边缘群体为摆脱伦理身份困境、积极重构自我认同与族裔共同体等所做出的努力。谭恩美以宏观的眼光看待多元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将实现家园和谐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在文学创作中积极建构伦理共同体来消弭种族、性别、阶级间的不平等,展现其对人类发展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关怀与深邃思考。     

区分与固化：非遗保护视野下族群身份标签化及其相关问题——基于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非遗传承的两个案例

在现代性视域下,“祖先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资源,族性的策略性表达是这一资源博弈下的产物。香格里拉三坝乡围绕非遗传承与族群身份表达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呈现了各个实践主体在其中的谋略与行动及其嵌套的逻辑。这些实践可被视为当地居民对族性身份的再造,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传承人民俗身份的格式化。基于族群身份理论视角,对基层非遗实践的现代性逻辑进行反思,呼唤非遗社区传承从竞争性伦理走向协商性伦理,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