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界的三种迷信

历史学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不必照搬科学的结论。历史学可以参照科学的理论,但却不必拘泥科学的观点。历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但却不能作为科学而存在。科学毕竟是科学,而史学则终究是史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还存在有第三条途径和第三种关系。而历史学则不应不加思索地随便放弃对这第三条途径的追求和对这第三种关系的确认。一旦摆明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第三种关系,历史学的迷信也就不攻自破,无所根据了。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的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研究

当前,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按照村镇人口指标和行政等级指标进行规划和评价,但村镇两级行政单元的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过小,难以支撑自洽运作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在整个县域对村镇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统筹。而县域尺度较大、人口密度较低,不适用城市生活圈的理论与方法。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基于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的基本原理,以行政单元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实体,运用知识推理技术建立空间邻近关系、空间归属关系、功能管辖关系、功能替代关系和兼容配置关系,形成县域公共服务体系的知识图谱网络,并构建村镇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从整体关联的视角能够较为系统地研究村镇公共服务体系,进而指导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观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佛教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最为相近,表现在佛学观上便是都热衷将佛教与孔教、耶教比较,都推崇华严宗等。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无论对佛学宗派的取舍、对佛学经典的选择还是对佛学教义的阐释都存在巨大差异。有鉴于此,康有为、谭嗣同佛学观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从中体悟两人佛学思想建构的异同,又可以直观感受近代佛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

兼善天下、担当作为的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创新文明理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吸收借鉴中华优秀文化资源、总结中国共产党文明交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国际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诉求,深刻阐述文明的本质属性、剖析文明交往应遵循的原则、探寻文明发展动力,批判并超越旧的西方文明观。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凝聚起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智能学习平台上大学生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OE理论视角

智能学习平台已经在大学生群体中被广泛使用,而平台上用户之间的知识共享行为能够有效地提升大学生之间的自主学习效果,也是保证平台用户粘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课题从TOE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大学生在智能学习平台上进行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与分析。课题针对福建高校在校大学生所使用的超星等智能学习平台的使用现状展开数据调研。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用户个体自我效能感、高校引导氛围、平台的技术支持程度和激励机制与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而,课题基于数据分析结果,从高校的知识共享引导氛围层面、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层面、以及平台的技术支持层面和激励机制层面分别为高校和平台设计者提出可行性建议。     

国家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及其内涵

文章在给出国家图书馆及其社会形象定位概念含义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的三个基本依据,指出国家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有四个内容要点：托物赋形、表达职能、揭示属性和阐明地位。认为“纵横结合”或“经纬交叉”定位是国家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的合适方法,国家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应定位于“以知识存取为核心的公共文化天堂”,并重点阐明这一定位的内涵。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得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是“以知识存取为核心的顶级公共文化殿堂”。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