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书院制“全人教育模式”探微

文章从台湾书院制＂全人教育模式＂的发展背景、管理模式、组织机制、运行体系、支持系统等方面进行剖析,深刻阐释了台湾书院制＂全人教育模式＂的精髓,为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书院制改革与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既是悠久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宋代书院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传统书院也在悄悄兴起,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将会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不仅仅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而且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模式与人文价值。     

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

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书堂以培养陈氏家族子弟“期取青紫”为办学宗旨,科举制度成为东佳书堂创建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从东佳书堂来看,家族书院的科举取向乃是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需要使然。在科举的指向下,对家族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     

微州书院教学内容及形式细探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徽州书院主张学生“进德”与“修业”并重,教学形式多样,强调“自行理会”、“知能相应”“寓教于乐”。     

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湖湘文化"是一个近二十年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最初比较系统的说法见于朱汉民、陈谷嘉先生的<湖湘学派源流>,随后王兴国等先生的<湖湘文化纵横谈>、王继平等先生的<湘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湖湘文化论集>(上下册)、马积高先生的<湖湘文史丛谈>、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等跟进讨论.时至今日,虽然对某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议,但对这样一个名称及其内涵与外延等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湖湘文化"成了学术界公认的名词,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①     

清代山西书院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清代山西书院空间分布状况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山西书院空间分布的若干特点:清代山西书院呈"人字型"的分布格局;分布广而不均衡,书院分布密度区域差异明显,北疏南密;书院数量随海拔递增呈先增后降的倒"V"字型变化;书院数量与人口规模呈正相关。     

论书院教育与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

宋末士风不振,但在江南抗元斗争中产生的忠义之士却超越前代。这与南宋的书院教育有关系。南宋书院勃兴,教育士子要立志成圣成贤;强调“为己之学”,注重道德培养,尤其突出“忠节”教育;强调践履躬行,反对空谈,使书院教育出来的士子勇于投身抗元斗争,面对困境能够从容淡定,百折不回,甚至舍身取义。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之所以波澜壮阔而异常悲烈,从某种角度看,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     

书院精神内蕴与历史流变研究

书院始于唐代,是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职能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组织。与书院特点和职能不断变革相伴的是,其精神内涵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因其区别于传统封建官学的办学性质、“成人之教”的教育理想和知识创新的价值追求,书院精神的核心是永存不变的。书院精神主要包括了以道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和以求知求真为主的科学精神,具体而言又细化为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和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书院精神是作为文化教育组织的书院最具独特性、思想性、持久性的精神品格及文化意蕴,是书院发展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