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

正张高丽: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碳交易市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峰会全会上发表题为《凝聚共识落实行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讲话。口口张高丽在讲话中说,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     

我国碳交易法律规制研究

目前仅《京都议定书》第12条所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适用于我国的碳交易机制.我国目前规范碳交易市场的仅有少量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地方规范性文件,尚无真正意义上规范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高层次的法律.作为一种新型交易形式,我国目前对碳交易及其法律规制的研究并不深入.依实践之需,我国现行碳交易法规政策应当改变以政策为主的规范形式,确定碳排放交易法律规制基本框架;以强制性立法的方式将自愿交易纳入规制对象,并完善配套相关政策、法制,切实促进碳交易发展.     

我国碳交易法律促导机制研究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面临巨大的减排挑战,同时也面临碳市场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顺应节能减排领域对碳交易市场化的法律需求,发挥法律在碳交易市场创建、交易规则形成、市场规模扩张、交易平台构建、交易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是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减排潜力所形成的交易影响力,在国际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我国在低碳发展中＂后发优势＂的重要保障。因此,探讨法律在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对碳交易市场创造、交易技术保障、物质保障、制度保障、交易平台、碳权保护等市场化环节中的基础性促导和保障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排放强度的产业间碳交易模型研究

以总量控制为主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已在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产生显著效果。但作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的碳排放大国,中国选择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建立产业间碳交易市场,逐步控制以至降低排放总量,既符合碳排放的国际公平、历史公平原则,更是当前或今后一个时期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碳排放强度的测算,设计了二、三产业不同企业间基于碳排放强度的交易机制理论模型。按照一二产业购入、三产售出碳指标的交易原则,得出在碳交易前后均衡产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数据。结果显示,各产业碳排放强度均显著下降;高排放企业的产能受到抑制;政府的管理途径增加。     

CDM项目下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三方博弈分析

通过考察我国碳交易CDM项目过程中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三方博弈模型,研究三方博弈的市场均衡和最优行为选择;讨论了政府行为对于企业、金融机构碳交易行为的影响以及博弈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针对如何优化碳交易中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各方的收益提出建议,以期对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有所裨益。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碳市场交易机制影响因素

随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的蓬勃发展,碳交易市场规模迅速膨胀,各国纷纷建立碳交易市场。我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为市场参与者建立交易的机制和平台,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碳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应用PEST分析模型对宏观环境因素进行分析,针对碳市场交易机制的影响因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提取出4个主成分用以反映全部指标信息,以期为企业提供指导性意见。     

碳交易和碳税情景下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碳交易和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碳减排市场激励手段,实施碳交易和碳税并存的复合型政策比只实施两者之一的单一型政策更易被接受、减排效果更好,该观点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框架下,政府和企业如何决策以平衡减排与低碳效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碳减排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更是实践复合型碳减排政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析发现,复合型政策情景下,碳减排决策过程表现为一个二层决策机制,即政府作为负责碳减排总体计划和控制的上层决策者,企业作为享有碳减排自主决策权的下层决策者。同时,政府拥有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碳减排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企业拥有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两个决策变量,目标是实现自身碳减排经济效益最大化。 基于二层决策机制的层次性和动态反馈性,构建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很好地反映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碳减排优化决策过程,兼顾各参与方的减排利益。政府通过决定初始免费碳排放权配额和碳税水平来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影响企业的减排决策。由于企业的利益诉求是政府碳减排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减排目标的同时不会过分损害企业利益,从而保护企业开展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在政府的决策影响下,各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并考虑消费者的产品低碳偏好,确定碳排放成本最优和经济利益最佳的实际碳排放量和产品价格。显然,与单一型政策相比,复合型碳减排政策体系下企业享有更高的减排决策弹性。 通过数值仿真分析验证碳减排二层规划决策模型的合理性,该模型可作为政府及企业碳减排的有效决策支持工具,对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充分的讨论。     

用碳交易倒逼节能减排

2013年是中国碳交易元年,对于有望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第二大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的中国而言,需借鉴全球主要碳交易市场经验推动碳交易试点扩围,通向“全国碳市场”,并最终掌控碳交易国际定价权。     

碳交易机制下零售商合作的费用分配研究

在一个由单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二阶供应链中，研究碳交易机制下多零售商合作的订货决策问题。对完全信息下零售商合作的费用分配问题，应用合作博弈理论建立了费用分配的博弈模型，证明了博弈为子模博弈且设计了属于核心的费用分配方案，该方案不仅可通过总体单调分配机制实现而且可使大联盟长远稳定。对不完全信息下零售商合作的费用分配问题，证明了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零售商的合作不仅能降低总费用，而且能降低碳排放量；各零售商在不完全信息下分担的费用大于完全信息下分担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