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生产、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率的变化——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理论解析

本文剖析了贸易增加值度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分析路径的差异。然而在贸易增加值的计算中,增加值率作为对生产与收入关系的一种关键度量,只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这样就无法全面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为此,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内涵及其比较静态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增加值率的高低不只反映技术,也受到各种分配因素的影响。一国增加值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努力,也同样与现有的国际分配体系及制度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且持续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分工背景下技术与分配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构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投入产出框架的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型与投资型支出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后,财政扩张将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与部门间联动(co-movement)效应;第二,相比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政府支出乘数更大,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小;第三,政府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型与消费型支出将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第四,无论对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政府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均大于消费型支出。     

近代早期城市的能源贸易与能源消费问题——以英格兰海煤为中心

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海煤逐渐发展成为英格兰重要的贸易商品。贸易交换的增加,带动了英格兰的海煤消费。因此有学者认为,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城市污染与海煤的贸易和使用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英格兰海煤的贸易轨迹,得知近代早期英格兰海煤的贸易特点:以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为典型的出口港口,以伦敦为典型的进口港口。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城市污染,尽管有消费海煤带来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相关。海煤在英格兰近代化的历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特朗普政府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持？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特朗普正在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做所为将加速美国放弃对外扩展自由体制,自由主义者则担心这将削弱美国作为自由秩序领导者的合法性。但就事实来说,二者的判断都不完全准确。基于国内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利益考量以及作为海洋主导性国家的地缘政治必需,美国其实不太可能完全背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现实情况而言,虽然特朗普对促进民主、开放贸易以及全球霸权地位多有抱怨,他也确实正在较以往更加坚定地试图削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本,但特朗普政府的总体作为最终证明,美国依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因此,注定会令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对外部国际环境的积极主动塑造,同时也不太可能完全坚持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     

粤港澳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研究——以澳门为例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再平衡的演变态势,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悄然兴起,澳门既具有背靠强大祖国的政治经济优势,又具有与欧盟、葡语系国家和地区长期经贸往来,引进技术不受限制的有利条件及便于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优势,建议把握可以大有作为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性机遇,积极参与粤港澳城市群的协同创新,通过开拓科技产业空间,创新科技投融资体制,开展国际技术贸易,建立健全国际技术交易市场,将澳门打造成辐射粤港澳和中国的国际核心尖端技术研发、服务和交易的枢纽和引擎,以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实现澳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探析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贸易保护措施是旨在保护本国企业、限制他国企业发展的基本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由于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上升和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中国成为许多国家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针对对象，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广泛而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在探讨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分析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论差别关税与市场份额

一些经济学家(Gatsios,Hwang,Mai)曾使用静态寡头模型证明,对低成本的国家征收差别关税能增加进口国的福利。通过一个两阶段的动态模型,对上述结论加以扩展,即:征收差别关税能带来短期福利的增加,但从较长期的角度观察,其影响是福利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