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人：“开笔礼”仪式铸魂育人的理论逻辑、历史溯源与当代价值

“开笔礼”仪式是小学教育场域中一项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旨在引导儿童走向“成人”。在人类学“阈限”思维的理论逻辑下,“开笔礼”仪式将儿童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流程中,让儿童在“分离—过渡—接纳”中体悟生命流转与进步的意义。“开笔礼”仪式由古代蒙养教育传统发展而来,穿越古今之变、贴合时代教育,在守正创新中探寻儿童走向成人的行动线索。作为教育实践,“开笔礼”仪式以“打基筑模”“习事明理”“修身正心”为价值预设,进而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实现了引导儿童走向成人的根本教育旨归。     

略论孔子君子人格思想

论述孔子思想理念中所要构建的君子人格体系,分析君子人格的构成要素及内在联系,提出培育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以“忠孝”为基本要求、以“信义智勇”为补充的君子人格,并阐明培养君子人格的历史意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论六朝时期的礼学研究及其历史意义

六朝时期对先秦礼仪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成功地将更新了的礼仪制度变成了礼教观念的适宜载体,因此保证了和教观念的延续性和超越性,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模式和文化观念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与周代制礼是同等重要的。     

也谈儒学中的仁与礼

仁在儒学中的地位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争论颇多,本文就蔡尚思先生关于孔子学说中礼高于仁的观点质疑,充分肯定了仁在孔子学说中的核心地位     

布依族的“伴礼”交换与地方社会关系建构——基于黔中鱼陇寨的田野考察

“伴礼”指同村民众之间互相陪伴送礼的习俗,也指陪伴者所赠送的礼物。当一个家庭面临婚丧大事时,将获赠来自其姻亲家庭所召集的“伴礼”。布依族“伴礼”习俗具有注重粮食意象、礼物份额固定和女性作为实践主体等特征。“伴礼”交换以人作为中介,打破了二元赠受的关系结构,将更多的实践主体纳入交换体系中,使得交换关系和回报义务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样态。“伴礼”交换将村际之间的民众联结为有机团结的整体,建构和维系着错综复杂的“泛亲属”社会关系网络,在理念上形成“人人都是亲戚”的社会结构。既影响着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交流实践,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之内涵的集体认同与世代追求。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孔子仁学思想中的情感张力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论仁,实乃指称人之全德也.然其仁之内涵的具体展开、仁和礼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以及作为“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的实际推行,无不彰显着深刻的情感张力.对情感的洞察和重视不仅使孔子的仁学思想焕发出亲切活泼的精神并使其中各主要范畴之间的关联得以血肉丰满,而且,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实践特征也充分地展现出来.相应地,孔子的仁学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便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金代武元正墓志考释

金代武元正墓志现藏于西安市长安博物馆,先后刊布过两次。据墓志记载,武元正自幼跟随父亲武振从军,在北宋熙河路地区担任低级武官,活动范围涉及西北、西南地区。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武元正开始在金朝担任官职,最后官至八品,卒于正隆三年(1158),享年62岁。武元正的生平虽然并不显赫,但在宋金之际由宋入金的低级武官中颇具代表性。武元正的名字因为触犯了金太祖谥号“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中的“武元”两字,被朝廷明确要求予以回避,因而被《大金集礼》所记载。武元正还是《金史》有传的傅慎微的女婿,两人曾同时在陕西任官,因而产生交集,成了翁婿。     

论“礼法合流”

从"法寓于礼"、"礼法分立"到"引礼入法","礼法合流"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流变。以礼为核心、人情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实现了自律性规范与他律性规范的整合,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辉,有其历史合理性。"礼法合流"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法的平等性丧失,以礼为核心的"法"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其二,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被混淆,造成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其三,法的客观性的丧失,执法官可以凭主观意志解释经文,由此形成"人情即法"的传统。历史警示我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能对人性存有丝毫的侥幸,且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撑。只有秉承理性精神,完成从"重关系"到"重契约"的转变,方能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