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初探

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本文通过《郭店楚墓竹简·纟甾衣》和《礼记·纟甾衣》的比较 ,讨论了西汉初年经籍的古文写本问题 ,竹简本 (古文本 )与礼记本 (今文本 )的关系 ,并从“今古文”角度对竹简本的若干文字进行了校读与疏证 ,从而对先秦到汉代经籍文本的演变和儒家思想的承传 ,进行了新的探索     

《礼记》的元话语论析

"中"、"和"、"诚"、"时"作为"正心"的内位标准和行为指数体现为儒家具体的元话语形式,为现实的伦理行为提供指导依据,促使君子主体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化伦理关系境域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份交际体验变化保持一种恰当的伦理交际状态.儒家的基本话语以仪节为主要表征,实际上就是<礼记>繁杂的礼仪系统中按照一定元话语规则制定的礼仪语法体系.     

古人居丧期间的“庐墓”现象及影响

"庐墓"是古人在居丧期间的一种行为。父母去世后,孝子为了表达对至亲的哀痛之情,居倚庐,寝苫枕块;既葬后,有的孝子还要在墓旁搭"墓庐"而居,以守护坟墓,这就是"庐墓"。庐墓现象的出现,既是古代礼制发展的极端表现,又是统治阶级推崇孝道的结果。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庐墓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儒家学者提倡居丧,出发点自然是好的,而且庐墓守丧现象对当时的社会还是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弊大于利。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浅析《礼记》日常居住生活的公共伦理

居住生活的"公共伦理"为人们在日常居住的公共领域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及应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礼记》中的"公"既有先秦早中期对国君的称呼及其管辖的共同体之义,亦有晚期表达"公平"的伦理含义;居住的"公共领域"包括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和围绕居宅的公共领域。通过居住空间的伦理分割、公共举止规范和交往语言禁忌的方式,"礼"塑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为是非判断的道德感,获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的秩序。     

论《礼记》中的形象思维

《礼记》是记述和阐释中华古礼的 ,纷繁错杂 ,语义艰深。但在《礼记》中 ,除了运用抽象思维 (理性思维 )、推衍概念来释解礼义之外 ,还经常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说明性、描写性乃至文学性语言来阐发礼义 ,从而完成古礼本来面貌之立体二度还原。《礼记》在阐释古礼中使用形象思维这一文学表现手法有深层的心理、社会原因     

《礼记·檀弓》“壹似重有忧者”解——兼说对先秦文献中几个“壹”字的误释

本文以先秦典籍为例 ,指出对其“壹”字的误释 ,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礼记·檀弓》中“壹似重有忧者”之“壹”字的解释。应为“总”而不是其他。     

论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嬗变——以《礼记·月令》为中心

中国古代月令系统内容丰富而深邃,其勾勒的时间图式是尤为引人关注的要义之一.不同于《诗经·豳风·七月》、《夏小正》等农时歌谣和历书中以四时形式出现具有标度意义的物候时间,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在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影响下形成,是通过物候、祭祀、政令等三重内容而凸显的王官之时,并经由“四时迎气”、“顺时读令”等仪礼,渐次蜕变为极具象征意义的礼制时间.     

古代“开学典礼”

每年的九、十月份,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有开学仪式或“开学典礼”吗？在中国古代,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开学仪式”,而且备受重视,“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古代的儿童一般四至七岁入私塾读书,称之为“开书”、“破学”或“破蒙”,根据《礼记》和《弟子规》而流传下来的“开学仪式”则历经千年未改。通常的“开学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