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     

试论《礼记》的礼学思想

《礼记》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不足,遂提出了"人情"论来探求人的本质。顺人情和节制人情都需要礼。《礼记》的作者提出了先王制礼说,并将目光转向了人的主体之外,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寻求礼产生和存在的根源。礼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礼记》所说的"序",实际上是区分万物的标准,同时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礼记》的作者试图在礼的"别"与乐的"和"之间寻求和谐与统一。《礼记》在治国方面则是反复强调礼的作用,是儒家的思想家们重视伦理道德的反映。     

论《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     

《三礼》文学研究述评

《三礼》文学研究是20世纪后半叶及21世纪初期《三礼》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三礼》自身的文学价值、《三礼》内涵的文艺思想、《三礼》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见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

《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多有契合,《左传》在汉初流传不广,仅在河间立有博士,《周官》乃献王搜罗,《考工记》乃献王补苴,至于《礼记》各篇,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记》。惟有毛苌,身为河间献王博士,有先睹诸经之便,并采其文以入《毛传》。     

一个历久弥新的自我修养方法

儒学重视内心修养,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慎独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演绎而成的自我修养的一种方法。它渗透着民族意识的汁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     

《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的诗乐理论

《诗大序》进一步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提出了抒情言志说;强调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总结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方法,提出六义说。《礼记·乐记》集中论乐,涉及音乐的本原问题,提出物感心动的理论;阐述音乐的美感,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情感的真挚,发表"唯乐不可以为伪"的不刊之论。     

《礼记·学记》中歧义断句的语法视角考证

《礼记·学记》中的“大学之教”部分,各家在断句和注解方面都存在歧见。对于任何文献而言,其语言必定刻有其所处时代的烙印,对其作语言层面的分析不能离开其所处历史时期的语言面貌。据此,以《礼记》、《孟子》和《春秋繁露》为语料,结合《礼记·学记》的内容和篇章结构特点对该句作出重新标注,可使各家的对错得失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评判。     

《礼记》所见鬼观念辨析

人死为鬼。常规意义上,人们认为鬼就是祖先神灵灵魂,这是常人对鬼的理解。鬼与灵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记》一书中提到鬼、鬼神很多,但鬼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两种,一种只是人死之后的代称,即尸体;另外一种就是神灵。由于尊卑贵贱的不同,人死之后称鬼的先后顺序也不尽相同。     

王船山对《礼记·乐记》之章节厘析及其主旨探赜

船山推崇儒家乐教传统,重视《礼记》对先王制礼作乐之精意的阐发,又非一味尊经,而是认为其中论说存在醇疵驳杂之处。在明章辨意《礼记·乐记》篇时,船山未简单遵循流传文本的章节划分,时有重新裁定调整之处;并对篇章中误植或错置的语句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判断,对不合儒家立意宗旨之说进行了贬斥。船山以天道、性命与礼乐三者相互阐发,为人道确立了根基,同时,驳斥了异端学说之悖谬。综观船山《乐记》诠释之宗旨,体现出其"立人极"的现实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