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集合量词二语习得研究

基于作文语料与测试语料对留学生汉语集合量词的习得情况进行考查发现：汉语集合量词二语习得偏误类型主要有误代、遗漏、误加三种。从母语负迁移、目标语规则泛化、普遍认知、教材误导4个角度全方位考查并精准定位偏误生成的具体原因。结合偏误分析和汉语跟3种外语对比研究成果,基于汉语母语者BCC语料库,概括出汉语集合量词使用的一些具体规则,进而考查集合量词习得顺序,描绘“集合量词难度等级与习得阶段对应表”,提出“可分离性标准”以区别“双”“对”“副”,希望能切实促进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与国际中文教育。     

英语特殊会话含义的语用功能

在言语交际中,说话者有时故意违背英语会话合作原则,而受话者却可以结合语境从说话者的言语表面推导出说话者的言外之意.探讨了违背英语会话合作原则所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以及特殊会话含义的语用功能,旨在提高语学习者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掌握,提高阅读的语篇理解能力,了解会话的真实含义,以达到顺利进行交标的目的.     

电影《桃姐》的语用会话分析

合作原则使交际活动能顺利进行,违反合作原则可能产生会话含义。首先通过八个场景,分析了《桃姐》的人物会话中遵守与违反合作原则的现象。礼貌原则是对合作原则的补充,又通过六个场景,分析了礼貌原则在人物会话中的体现。人物会话有力地体现了《桃姐》"主仆情深"这一主题。     

《爱玛》中人物对话的语用学分析

凭借其讽刺性的语言,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作品《爱玛》一直深受各国读者欢迎。本文尝试运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分析小说《爱玛》中的人物对话,揭示了人物对话在发展小说情节、展现人物性格方面的重要性,加深对小说讽刺语言的深刻认识,从而证实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以及必要性。     

分寸之间:古玺印与度量衡关系述论

中国玺印是"艺术之器",更是"制度之器"。度量衡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度之法",对玺印制度规范起着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古玺印自汉代以来逐渐改变"尊卑共之"的先秦旧制,建立起"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的官印等级权度标准,且呈现出印制不断增大、等级日益细密的时代演变趋势,其背后深受历代度量衡变迁的直接影响。有鉴于此,今人才能借助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的互证,由官印制度推断出金元等王朝的尺制,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古玺印与度量衡关系的深入持续探讨,必将溢出单纯的器物或技术层面,进一步触及社会政治与文化观念等深层次问题。     

本土文化-历史理论:洛域的经验

通过对作为洛"域"人的总体的结构性象征体系"域"论加以描述,可以探讨当地人意识和无意识中关于"域"的观念,包括神圣方位、等级与王权的关系,以及历史的分期;提出一种不受西式历史观念影响的本土文化-历史理论.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分布的空间考察

通过基于GIS建立的遗址分布地形图和等级规模法则,在对半支箭河中游地区先秦各时期遗址进行分群、分区的基础上,对遗址间的等级结构进行的考察表明,半支箭河中游调查区内,在赵宝沟和红山时期,不论是处于同一群的遗址之间,还是不同的遗址集群之间,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在夏家店下层时期,在遗址不同层次的集群间以及同一个遗址集群内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等级结构,既有小范围的地区中心,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地域性中心。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遗址仍然存在着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以及更高层次的区域性中心,但不同层次的中心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等级结构。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地区性中心,但在整个调查区内都缺乏更高层次的区域性中心,表明还有更高地位的地区性中心或政体凌驾于这些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之上。     

外贸函电的拒绝策略及语用分析

拒绝是威胁听者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因而要采取各种策略进行补救。外贸函电的拒绝策略分为直接策略和规约策略。规约策略由于同时遵守了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从而减少了对于对方面子的威胁,因而在外贸函电中被广为使用。     

汉英回应赞美语策略差异及原因分析

汉英采用不同的回应赞美策略却依旧能使各自会话顺利进行,原因在于会话交谈者遵循了相应的会话合作原则或礼貌原则。但汉英采用不同回应策略的原因却主要归因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社会推崇“自谦”、“尊人”,因此其主要采用不接受策略;而英美国家提倡“个人主义”,人生而平等,“尊人”但不“卑己”等,因此,其主要采用接受策略。此外,汉英国家存在赞美语使用频率及赞美内容差异,也导致了汉英采用不同的回应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