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的起源及其转型--一种法文化学的视角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图腾祭祀仪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为图腾崇拜祭祀仪式的礼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仪式上升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国家制度(礼)起辅助作用的暴力工具——法(刑),两者一起构成中国古老的法观念,亦即“礼—法”。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对这种“礼—法”观念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则适应形势对其加以改造,孔子“以仁释礼”的仁学建构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确定了伦理价值基础,并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通道,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法制建设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

欧阳修提出的“礼乐为虚名”曾得到历代学者的赞赏,但欧氏立论是三代之后刑政、礼乐分为二途,重礼仪物质形式而轻礼义精神内容,从而达到规劝帝王践履礼义精神的目的.宋代诸儒对此也有很多论述,强调三代之后乃至宋朝刑政、礼乐分为二途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然礼乐为经国安邦之道,对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礼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有益启示,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管子》之法与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

《管子》一书对中国法制思想的建设具有突出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法的基本内涵理论上的廓清 ,二是在国家管理过程中讲求以法辅礼、礼法一体 ,三是主张对法的运用要讲求适度。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黄道周孝本思想析论

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为此,他着重从宇宙本体论、理学形上思辨等方面去论证＂孝＂的思想对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汉书·五行志》的礼学实质

《汉书·五行志》阐发阴阳五行思想的社会价值,对灾畀现象格外关注,使其学术地位历来颇受争议。其实,灾异现象的记述只是手段,关键在于汉儒对此如何解读。“五行传”、“五事传”、“皇极传”和分列其下的大量灾异事件及其相关解读,昭示出《汉书·五行志》的礼学实质。     

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

楚竹简《内礼》的面世,表明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比较《内礼》与《曾子》,可为考察《曾子》一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