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运用Two-Part模型研究户籍管制放松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有7~16岁在读子女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放松会影响进城家庭子女就读地选择;对于有子女在城市就读的进城家庭,户籍管制放松对其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具体影响大小因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总样本均值处,户籍管制放松1个百分点,进城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1.3945个百分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放松户籍管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公平,更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善进城家庭消费结构和提振国内消费。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社会性概念重构

以“社会学”的名义去框定马克思,需要理解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革命”。对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建构原则的“社会性”缺乏深入关注,妨碍了我们对两者之间“革命”实质的理解,从而也会对建构马克思社会理论产生误导。以霍布斯与黑格尔为个案可以看到,“社会性Ⅰ”具有外在强制结构的特质,而黑格尔则更直白地在内在性维度的“社会性Ⅱ”层面为现代性重构提供方案。这两类思路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基本思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则可以看到,马克思指向的是“社会性Ⅲ”,他要求侧重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人之行动的内在关联,从而在阶级与资本互动的逻辑上寻求人之存在方式变革,这也显示了马克思与西方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基于马克思感性和社会性概念的分析

马克思通过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或实践,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存在论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的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与自然界的作为人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以感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为前提的。然而,迄今为止自发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一方面造成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丧失,另一方面导致了感性与社会性的分离,其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元对立观念的实践基础。只有改变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消灭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重建感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才能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金融约束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近年来关注金融约束理论的学者日益增多,但存在对金融约束政策含义的误解以及缺乏对其在中国实践状况的深入分析。文章在分析该理论基本框架基础上,重点强调其特许权价值、专利权保护及私营部门的真正含义,以消除前人的误解;首次深入分析金融约束理论在我国的实践情况,包括前提条件满足状况和具体表现,以期给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最后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是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新时期农村福利院发展的新特征

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有1.32亿人年逾花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还多,今后20年还要以每年平均3.2％的速度递增。“421”结构将成为城镇和部分农村家庭的主要结构形式。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对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和现有老年福利机构的承受力都将是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对养老事业的需求也将越来越普遍、越迫切。作为最具有区域优势和建设潜力的农村福利     

滥设临时性行政管制机构的原因及治理思路

临时性微观经济管制机构过多、过乱主要缘于行政编制虚置、政府与市场错位、行政许可滥用、微观管制失调、政府部门利益驱动,必须通过构建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创新公共管理文化来进行规制.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比较研究

国外反垄断法的出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诞生与发展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深入研究比较、科学借鉴国外反垄断执法体制,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起到促进作用。     

论马克思研究人权问题的两个视角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剖析了人权问题提出的人性根源和社会经济根源,指出人权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发展性和历史性以及主体价值特征。同时也基于科学的人学观视角,从人的类本性和现实性出发,进一步揭示了人的一般权利、社会权利和个性权利的统一性问题。这从理论上为当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建立完善土地用途管制的探讨

土地用途管制是国外一些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管理土地的基本方式,是各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与前提。我国土地资源和耕地面积人均相对量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精打细算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资源节约型的土地开发管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