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国际环境法不遵约机制

环境正义的核心内涵是环境权益和环境义务的公平分配,环境的持续恶化,义务的公平分配成为国际环境条约制定和履行的重要议题。不遵约机制既力求所有缔约方都能遵守环境保护的条约义务,又针对发生不遵约情事的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这既有普遍的共同义务,又体现了区别的责任。同时,针对因客观能力不足导致履约能力较差的缔约方,机制在性质、自主权限、适用措施以及援助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与倾斜,这都彰显了环境正义。     

侵犯域名行为的保护法益及其刑法规制

域名既是一种虚拟财产,具有财产价值,也是一种精神创造物,具有人身价值。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域名具有知识产品的特性,因而本质上域名权人对其域名所拥有的权利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域名权。域名权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可以成为刑法的保护法益。对于侵犯域名权的行为,无论是将其按照财产犯罪处理,还是按照计算机犯罪处理,均存在保护不周延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增设侵犯域名权罪这一新罪名。     

中国社会法:回顾、问题与建设方略

社会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赋予公民各种社会权益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部门。新中国的社会法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系统建设时期,迄今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总体上仍十分落后,成为中国七大法律部门中的短板。当前,中国社会法制建设不仅表现为法律制度残缺不全,而且既有法律质量不高,与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事实上已经影响到了公民社会权益的维护和社会建设的发展,因而必须加快社会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社会法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确立科学的立法理念与基本原则、做好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坚持立法与修法并重、真正实行开门立法与民主立法并高度重视各专门领域专家学者意见,力争在2035年前全面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社会法体系,为公民社会权益的实现和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社会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新兴法律部门,社会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具有密切关联。中国社会法既与传统法律部门有多个层面的交叉重叠,又具有自身特性和独立化的趋势。社会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理应形成既有科学分工、又有协作配合的良性格局。厘清社会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联及差异既为确定社会法的边界、锤炼其宗旨原则所必需,又对当下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等社会法骨干法的制定修改、社会法的施行落实以及司法裁判与纠纷解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物权法实施中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作为一种财产权长期缺少民事法律上的依据,《物权法》在新中国第一次填补了这一空白。《物权法》作为规范民事财产权利的基本法,只有在实施中通过对制度进行合理解释才能具体实现这部法律预期的真正价值。     

第三人侵害合同缔结的责任

从第三人侵害合同缔结的侵害对象着手,分析第三人侵害合同缔结的构成要件、应适用的责任制度及举证责任的承担。第三人侵害合同缔结侵害的是受要约人的期待法益与缔约当事人之间的缔约法律关系,应适用侵权责任制度对其进行调整。其中,以德国法的模式尤为适合。     

我国农民工劳资关系权益的法律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农民工问题,正在影响并制约着我国经济和谐发展。,但我国劳动法律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所提供的保护存在不足。对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劳资关系权益的法律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法益立法批判机能的局限性与外部价值供给

法益保护原则无法独自胜任立法批判任务。抽象的法益概念至多能描述待保护的自由范围，但由于其本身不具备价值衡量的功能，从而无法满足衡量刑法必要性的需求。确证刑法立法的合法性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必须证明某行为超越了法律自由的界限；其次，以刑法规制该部分违法行为是必要的；最后，针对该违法行为的刑罚后果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三个步骤具有逻辑的递进性，不容跳跃。在检验行为规范合法性层面，继宪法性法益的目的理性检验之后，需由社会伦理谴责性承担起界分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价值衡量任务。     

算法性竞争业态与“商—客”关系重构——兼论平台经济对竞争法益谱系的迭代

大数据时代下市场竞争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算法技术为生产工具的新时代中，传统市场竞争的业态正转向平台化、智能化、数字化，“商—客”关系亦在此过程中被算法技术重塑，以此对竞争法益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传统的竞争法益谱系中，存在着以经营者法益保护为主的经营者、消费者、公共法益的类型化区分，竞争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对稳定性法益的“补充保护”和对不稳定性法益的“初步保护”。而随着算法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平台不断涌现，市场竞争初步完成了从实体化到数字化的过渡，“商—客”关系在数字经济场景下的转变等趋势都直接导向了对传统竞争法益的颠覆。因而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驱动下，平台经济的蓬勃从动力机制、发展方向和规范保护结构三个方面综合实现了竞争法益谱系的迭代。     

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