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环境、社会地位与老年人健康研究

由于身体机能和自我恢复功能下降,老年人成为健康问题的高危群体。从居住环境和社会地位入手探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资源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会显著作用于其健康水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不仅呈现明显的地位化特征,而且还与外在的环境资源联系紧密,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健康不平等的"物质主义模型"。因此,政府在制定与老年人健康有关的政策时,应将老年人居住环境所包含的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考虑在内,充分发挥居住环境资源在提升老年人健康中的作用。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商品与信用:货币本质二重性的历史变迁

货币本质是交换经济形态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实践中反映的社会属性,在交换经济初期,还未建立普遍的信用,货币媒介作为商品存在的意义大于其信用存在的意义。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意义就在于它成为了货币,而纸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意义在于它已经成为促进流通和支付的价值符号或交易凭证,货币的信用存在的意义逐渐大于其商品存在的意义。货币政策本质上是国家信用干预,依赖于国家信用的稳定,但货币信用化和资本虚拟化会产生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数字货币的去主权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说明它作为信用存在的基础,必将影响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货币本质从物的商品属性向社会的信用属性的变迁,是一个和社会经济运动形式交互共生的质变过程。     

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学论纲

十八大以来,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和谐等问题,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时不我待,因此,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就成为当今中国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下,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等方面进行学理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主体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客体是以基层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综合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过程是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政治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结构是以柔性方式为运行逻辑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是以实现再组织化为目标的社会建设。与此同时,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等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应当注意的方面作了阐述。     

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作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工具,技术治理的绩效在不同类型治理领域中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治理以信息量化、清晰预算和精细管理等工作机制,明显提升了行政体系在传统优势领域即小规模诊疗型治理中的能力。由于技术治理自身不能突破行政机构的内在缺陷,尤其是在行政体系传统弱势领域即大规模预防型治理事务中,并不能有效推进治理现代化。技术治理本身并不自带现代化属性,要推动治理现代化,必须抛弃技术治理自我合法化的谬误,并充分认识技术治理的内在缺陷和功能弱点。应当运用技术治理的手段,弥补行政科层制内在缺陷和功能弱势。技术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寻求技术穿透社会的制度支撑,弥补政府治理缝隙,解决委托-代理难题,以及应对现代治理日益加剧的复杂性问题。     

宗教道德·道德·人性刍议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经产生就以自己特有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施加影响;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宗教道德、道德与人性的内容因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又在社会关系进步的基础上进行互补。     

论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迫切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调研发现,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就是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由中低水平兜底型向中高水平质量型转变,是新时代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阐述了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概括了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从制定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战略、制定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标准体系、以法治手段刚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扩大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优质均衡地配置公共资源和加强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绩效评估八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对策建议。     

错壤的政区、流动的河流与以“漕”为大的区域社会: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域动乱研究

明清时期朝廷视漕运为国之大计,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区域,既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又为漕运所必经之地,然明清时期该区域动乱多发,即使发生于周边地区的动乱,亦会因卫、运相连而波及本区的绝大多数州县,给区域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漕运这一朝廷的经济命脉。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次数,以明崇祯末年和清嘉道以后为集中时段,且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这与明清两代的盛衰转变呈正对应关系。而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生态环境不稳定、百姓争夺稀缺资源以求生存外,三省交界的特殊环境,政区分属的各自为政与河流的线性流动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也严重影响着该区动乱发生。政区交界的动乱问题,必须从行政区划设置、地域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互动关联的视角综合审视。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方言技能是社会认同的一种信号机制吗——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方言技能能否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信号机制。分析结果发现,方言技能可以成为本地人和流动劳动力社会认同的一种显性信号机制。具体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上,方言技能会显著增加互助情况、邻里信任和交往频率等社会互动,进而增加当地定居意愿。在群体层面上,方言技能会负向影响社会互动和当地定居意愿。进一步分析验证了方言技能社会认同效应的稳健性,并排除了方言技能的人力资本效应假说。研究结果在丰富社会身份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对新型城镇化社会治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