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3+1"结构探析

《诗经》属于"3+1"结构的共有4首,且其中两首前人多有疑为"错简".通过对《诗经》结构及其成因的分析,"3+1"的结构并非"错简",当为"诗中有诗"现象,"3+1"结构其实是"诗+乱"的形式.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易筮系统·周易逻辑·易象科学

对古代周易筮法应给予科学的剖析和评估，其中虽有巫术和迷信成分，但仍具有某些科学因素。运用控制论、系统科学、人工智能和逻辑的理论对之给出一种科学的、认知的和逻辑的假设性解释。这一古代的著筮法可视为由卦象变换、卦爻辞、现实背景知识三个子系统等构成的复杂大系统之演化过程。其应验率与子系统间的匹配协同程度相关。在逻辑上，这与基于“类推旁通”的综合概然推理相关。可见我们务必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中周易逻辑和易象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的研究，予以客观而科学的评估。     

从墨家辩学的生成原因看逻辑的文化依赖性

探讨墨家辩学得以生成的文化背景,对于理解逻辑的文化依赖性而言不无裨益。墨家辩学所内蕴的墨家逻辑思想的生成,缘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和“名实相怨”的社会现实以及“百家争鸣”的思想处境,更取决于墨家学派趋近理性的学术特质。墨家辩学对“真”概念以及“名”“辞”“说”的研究,说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能够独立于文化形态而得以萌芽和发展,但对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的具体表述却受制于其所在的文化形态。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遇知音 《楚辞》有妙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 ,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官员“未睹斯民康”的根源

正读《东坡志林》,发现苏东坡对穷人的疾苦很不理解。《措大吃饭》是他写的一则讽刺小品。措大,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文中说:两个寒酸学子在一起"言志"。一个说,我这辈子缺的只有吃饭和睡觉,将来发达了,我一定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另一个说,我与你想法不同,我当吃了又吃,吃个不停,根本没工夫睡觉。为了加强讽刺效果,苏东坡又拿现实中"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来反讽他们:"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奥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