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就

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以宏大的视域对楚辞进行整体性研究.在纵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紧扣楚辞,以"巫系文学"为理论框架,上挂下联,构建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体系,向上追溯楚辞的源头;向下则归纳整理楚辞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而在横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则除了将楚辞与日本同时期或者其他时期、类型相似的文字及文学形式进行微观的关联比较研究之外;更是以楚辞为基点,对整个东西方文化心理进行了宏观的关联比较研究.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解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真理界定

真理是一个万古长青的话题,有了哲学就有了对真理的探讨.但是,不同的哲学对真理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也是追求真理的,也有自己独特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对真理的界定只是揭示了真理的认识论维度,它整体上是符合论的.对该教材中的真理定义,一定要避免庸俗化的理解,常识不是真理,只有反映并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同时,教材在理解真理时也结合了价值问题,并认为真理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之争及我国刑法的路径选择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话语与分类方法不同,我国当前没有必要推翻罪数论并全盘引入竞合论。否则可能出现知识对接的难题和司法适用的困惑:现有的牵连犯形态在竞合论中缺乏体系地位安置;有权解释和竞合论原理冲突;支撑竞合论的行为个数理论判断标准不明确,国内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基础。因此,罪数论更加适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习惯的现实。同时,我国的罪数论体系可以进一步完善:重视想象竞合犯的明示机能;承认吸收犯是包括的一罪,将伴随犯、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及法条竞合犯中的吸收关系归入吸收犯的范围;在法条竞合犯中,消解吸收关系和择一关系,承认特别关系和交叉关系,限缩单纯的一罪,扩张包括的一罪。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藏族诗学的文体论

藏族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了汉地和印度的文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文体分类上根据诗歌的音节和韵律把诗分为诗体、散体和诗散混合体三种文体,又从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和集聚式四种类型做了详尽的阐述。藏族文体理论的特点在于:文体分类上坚持从外形式上划分文体的类型;文体论述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文体研究上以藏族的文学实践阐释和发展《诗镜》文体理论。     

非指喻非指：《庄子·齐物论》中的证伪逻辑和认识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首先通过证伪逻辑的论证,指出了公孙龙《指物论》《白马论》中论证逻辑的缺陷,还反驳了名家的"坚白之辩"和"名实之辩"。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对名家的世界图景的建构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通过分析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概念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认识的悖论;最后,庄子论证了"知通为一"以达"天籁"的认识论理想。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