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管窥--以《太平经》为例*

“神人合一”思想是中国道教思想的典型特征之一。研究发现,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汉儒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其间接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根本来源则是远古和上古时期的“神人合一”思想。《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对远古和上古时期“神人合一”思想的回归与超越,其实质则反映了修道之人对于人与人及自然和谐完美、与道合一、修道成仙之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提出,从形而上的层面为道教神学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从形而下的层面指出了修道之人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和途径,成为了修道之士的终极理想和追求。     

荷马宗教的拟人化特征新论——兼及其所反映的神人关系

荷马史诗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被称之为"荷马宗教".荷马宗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拟人化,神具有人的形象和脾性,过着凡间王族一样的生活,但"Moira"却是一位拒绝任何形式的拟人化的神.神人之间主要是仪式性的交换关系.     

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神人关系"比较

道教和神道教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宗教,与汉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形成息息相关."神人关系"是一切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不同宗教对"神"和"人"的不同定位决定了宗教在教义组成、仪式表现等方面的发展.对于道教和神道教这两种极具本土性、原生性特点的宗教来说,对"神人关系"的不同解释通过宗教的创生故事、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仪式场景三个方面得以表现.同时,"神"和"人"的不同定位也形成了汉民族和大和民族各自历史文化和民族信仰中最本质的一些特点.     

贤臣·神人与异化的神明:西门豹邺地成神的轨迹及其异化

"贤臣"西门豹的生成,端赖史书记载中西门豹治邺与史起治邺说的折衷。三国至北魏太和年间政府与民众眼中的西门豹形象在"贤臣"与"神人"间游移:政府倾向于具有宣扬教化功用的"贤臣",而民众更多关注拥有求子、降雨等神力的"神人"形象。太和之后,邺地军事色彩转重,作为古之贤臣西门豹祠,逐步让位于"神人"西门豹,地方政府与民间信仰关于西门豹祠属性转换最为契合的点,厥非降雨救旱莫属;但在政治实用主义下,偶尔神力不至的"豹神"依然遭遇北齐君主毁庙掘冢之灾。西门豹神人形象的民间宣传掌握在巫觋手中,"巫以为虎、豹之祟"是一明证。至北齐时,出现了与"豹祠"并列、结合的"石婆",通过徐之才、之范兄弟关于"豹祠娶石婆"对话的解读,可确知巫觋对鲜卑上层民众的影响。愈往后,西门豹"神灵"的身份愈强化,而"贤臣"身份的逐步消亡,不仅代表着官方对先贤礼敬祭祀权力的丧失,即便在民间,因知识普及率较低等原因,两宋时,西门豹治邺的功绩也被埋没,西门豹神灵的形象遭到传讹,甚至部分"异化"为动物,成为名副其实的"豹神"了。     

神人以和:上古图腾服饰的审美特征

上古服饰充当的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通过神人关系关照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跟图腾有关的服饰,既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在对"神人以和"审美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使个体的人获得群体认同感,增强同一部落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神人以和"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服饰艺术中,是服饰各元素的协调有序、相互配合.     

神、谷神与神人——神字生命内涵考论

"申"乃"神"之初文,为电之象形.电随雷雨,有滋生万物之功,故滋生万物成为神的核心内涵.在<老子>中,神与谷结合,为谷神,成为天地之根、万物之源.在<庄子>中,神融入生命,为藐姑射神人,成为万物的滋养者、精神境界的开辟者.     

彩虹、割礼、洗礼:宗教视阈下《圣经》约记中神人关系的代码

"约"在《圣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治理人类,神采取了与肉体惩罚、洪水毁灭等不同的方式——立约。经历了旧约和新约时代,神与人双方共订立了八个盟约。这些盟约都有记号为见证,其中彩虹、割礼和洗礼分别为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和基督新约的标记,是神人之间达成和解、挑选子民和人类救赎的代码。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与西王母形象之文化考释

本文通过良渚文化大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与西王母神话形象的比较,结合考古学、神话学、历史文献等相关资料进行论证,得出良渚文化大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与《山海经》中西王母形象同出一源的结论,即:原始社会末期黄帝、尧舜与蚩尤和三苗部落联盟进行战争,三苗部落为获取更强大的力量,在自身图腾神上添加蚩尤部落图腾特征,形成部落复合神的形象,从而成为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后因部落战争的失败,三苗部落被流放,部分西迁成为西戎,他们在神人兽面纹的基础上创造出西王母形象。此后神人兽面纹走向衰落,而与之同源的西王母形象却在我国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中大放异彩。     

生态美学研究的难点和当下的探索

生态美学是在当代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提出的包含生态纬度的新的美学理论形态。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哲学前提,是对传统实践美学和人类中心的一种超越。同时,它又包含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它广泛吸收历史上文学、神学和东方古代生态智慧,加以综合。它的基本内涵是直接来源于中国道家的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     

启蒙的自我澄清: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

启蒙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启蒙与启蒙运动不能混为一谈。启蒙不是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开启鸿蒙,而是人们对运用理性的共同提示。启蒙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划分出了界限,但并不是将相关的两者切割开来而已。启蒙筹划的是在人为自己立法的总体处境下,人类如何面对启蒙的生存状态,谋划确切了解世界、有效改造社会的事业。就此而言,启蒙具有恒久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启蒙是转型中国必予重视的基本精神,它既有利于推动中国人面对现实,也有助于中国人应接现代转型的任务,促使中国走出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