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对四个汉民族社区民族志研究的总结

立足于四个汉族社区的民族志考察,本文对中国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迁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和意义复杂多样,那些在仪式场合被讲述的神话,依然扮演着信仰的"社会宪章"的功用,此外,它们还是构成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建构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是教育后代和消闲娱乐的方式,是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还是获取政治资本和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资源。神话传统的变迁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诸多影响,但其影响是有限度的。神话的讲述者普遍地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人群,其中"积极承载者"和"消极承载者"都起着重要作用,而导游和教师则日益担负起了新时代职业讲述人的角色。讲述人的神话观也多种多样,神话并不一定被视为"神圣的叙事"。口头传承依然是主要传播方式,但其传播途径正日益多样化:书面阅读、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以及观看电影电视等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知晓神话传统的主要方式。针对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倡议采用"综合研究法"。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

邓晓芒教授《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误解了孔子文本与儒家主张,也误解了西方经典与先哲苏格拉底.儒家的"互隐"主张是沉默性质的不举证而非无原则的一味庇护.《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对欧绪弗洛的追问,瓦解了欧的虔敬观,也否定了神灵体系下为欧所得意的"讼父杀人是神圣的"的道德立场,展示了"苏格拉底讽刺"及苏氏"辩证法"的清晰风格.邓文对苏论辩只在"理性"而无关乎道德立场的解读及苏氏赞成甚至鼓励欧告父的判定,两者自相矛盾,且漠视其"神圣→虔敬→公正"的论辩理路及苏"美德即知识"的致思精神.     

堕落中的智慧与渴望——《红字》的圣经原型解码

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圣经情结,因此对小说的圣经原型进行解码是更好理解这部小说的前提.本文主要从圣经人物原型的角度出发,分析海丝特的神圣使命和男女主人公与圣经原型人物在性格上的相似性,并进一步分析《圣经》U形叙事结构在作品中的完美构建以及圣经场所原型在作品中的巧妙移置.     

神话何时是“神圣的叙事”——与杨利慧博士商榷

杨利慧《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一文对神话是“神圣的叙事”的观点提出质疑。动因可归纳为二:一是,坚持该观点的学者没有论证文献中的神话是否具有“神圣性”;二是,现实中神话讲述人的态度是多样的。本文以为,学者们认为属于“神圣的叙事”的神话是指具有神话信仰的人讲述的神话,不包括经文字制作成标本和不具神话信仰的人讲述的神话。因此,杨利慧提出质疑的动因不能成立,《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一文是无的之矢。     

民法文化的理念

理念是事物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标。民法文化的理念就是通过民法所体现的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权自治表现出来 ,反映了民法对人所具有的终极关怀和价值取向 ,成为构筑民法大厦的核心和灵魂     

法律仪式略论

当代中国法律权威性不高,公民对法律缺乏神圣体验。这与历史和文化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法律仪式的不受重视也对公民法律神圣性体验的生成和巩固,对公民去律权威感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法律仪式在法制现代化和法律观念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于幼儿教育价值和现状的沉思

人类文明延续到今天,人们对早期教育与人生健康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关系的认识日益充分,因而幼教神圣的观念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我们周遭的幼教现状堪忧:业内外不少人轻视幼教,这几年幼教事业整体上有所滑坡,有关幼教政策法规的落实、对幼教的监管和经费投入不到位。加强政府监管、改善幼儿园教师的生存状态、加大对幼教的投入力度、为幼儿教育立法等等,应视为改变现状的主要对策。     

柏拉图《法义》论立法者的德性教育

在古希腊城邦中,教育是城邦的头等大事,传统的公民教育指的是个体精神从幼稚走向成熟,“德性”“律法”“教育”三者密不可分。在民主城邦中,立法者的德性教育造就了城邦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品格,决定了城邦政体的优劣。立法者要订立城邦大法,一方面要接受整全的德性教育,另一方面要在政治教育中培养政治德性。此外还要与诗人、自然哲人等争夺城邦话语权,从而对城邦公民进行成文法和未成文法双重教化,通过立法重塑城邦礼法秩序。     

神圣时空下伏羲庙灸百病习俗的人类学阐释

相传农历正月十六日是伏羲的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天水伏羲庙都要举行庙会祭祀伏羲,灸百病习俗是庙会中的一大特色。本文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灸百病习俗的源流,指出这种习俗承历史上巫医易相通之理,结合了当地民间用艾草灸病传统,又与北方地区"走病"习俗有密切关系,是伏羲信仰与具有巫术性质的灸百病习俗合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