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无意为文”、“有为而作”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 -1067),只是在吕本中那里,“活法”说得到更为全面的阐释,如他认为,“活法”是“有意于文者之法”和“无意于文者之法”的辩证统一.但从胡宿到吕本中,如果追述其学术脉络,可以发现:苏轼提出的“无意为文”和“有为而作”等诗文创作学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

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出土后即部分遭到散佚。1929年有一部分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最富的单位。本文根据当事人留存的著录、研究著作和回忆文章探讨这批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地点;出土文献的数量、种类,国内诸家收藏及流失海外的情况;介绍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出土之后迄今的著录、整理和研究概况。认为今人对其中已有定论的所谓元刊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解

千百年来 ,学术界对于屈原《天问》“受礼天下 ,又使至代之”一句诗一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在分析各家得失、考察《天问》文例的基础上 ,提出了“至”为“隹”(谁 )之误字的新说。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文学理论学:反思文学理论的崭新学科--评董学文新著《文学理论学导论》

《文学理论学导论》"论"与"史"结合地拿文学理论说事,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着扎实的理论丰富性。它意在为文学理论这个学科定性、立"法",即通过体系性地论证文学理论应该是怎样一门科学这样一个大问题,来实现其为文学理论这门重要的社会人文学科疏浚航道并清淤去垢的整体学术使命。     

"文"辨: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研究

诗歌的形式创造过程("成文")乃是对语言意义表达力量不断提升("尽意")的过程,本文就在"文"之"未形-有形-无形"的纵向发展进程,及相应的在横向上对诗之"意"不断提升中,来揭示"意象"、"声情"、"神韵"等三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形-有形"是诗之声文、形文的"成文"过程,"未成文"的"直言"所不能表达之"意"(言不尽意),"已成文"的具有审美创造性的"声情"、"意象"形式则可以使其得以充分的表达;"有形-无形"乃是"文"之发展的第二阶段,"文"由"美"而至于"神",声文、形文的形式有限性被超越,诗之"意"得到了第二次提升而臻于"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这是"神韵"范畴论所揭示的.在诗歌"成文"过程中,汉语能释放出巨大的形式创造力量与意义表达力量,并且这两种力量在高度交融中还不断地超越着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范畴系统,所昭示出的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整体上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性,对此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出三藏记集》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我国东汉至南朝齐梁年间的佛经翻译情况,是佛经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记集》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僧祐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看法;译经僧们多用“出”表示翻译;佛经翻译原文多为胡本;译场的基本结构已经确定。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     

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