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大城市内部企业的微观选址行为分析

新发展格局对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布局、联动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打通宏观尺度的"大动脉"也需要进一步畅通城市经济内部的"微循环".文章利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以及协同共位商等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大城市内部现代物流集聚分布态势以及物流与制造协同布局特征、机理.研究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内部现代物流细分行业分布出现了新的空间分异特征,表现出"向心"布局与"离心"布局的动态调整性.物流运输企业的分布相对更加离散,货运代理等高端物流服务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在城市生产单元内部,物流与制造业的协同布局已经从线性的空间比邻关系向更复杂的供应链协同转型,并呈现出新的网络化格局.为了畅通城市经济循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升级,"加强对物流集聚区的分级分类分区专业化规划布局""加强物流与其它他价值链要素的协同规划布局""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多样化协同集聚模式"是城市尺度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布局应着重考虑的三个方面.     

清代前中期淮盐商的粮食捐输

在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保障体系中,淮盐商人从汉口、江西返程时运销粮食,作用十分重要,也是摊低销盐成本的重要环节.然而,清政府遏制盐商运销粮食获利,在坚持固定低盐价政策不变的同时,屡屡以优先保障下游地区粮食安全和公益性等口实,发动盐商捐输粮食,使得商人无法从食盐销售中取偿过度的粮食捐输负担.清政府的举措既有“重农抑商”轻视商人正当利益的思维,也有片面追求压低粮价的目的.同时历来存在的与盐政相关的陋规索需严重,腐败官员往往借用发动商人捐粮的名义,对商人进行盘剥,加上清朝在处理盐政陋规方面效果有限,导致粮食捐输和陋规不断增多,最终使得利薄的淮盐商走向衰败.     

责商,具有全球普世价值

当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欧洲经济衰退,全球性和地区性矛盾加剧,人们在呼唤新的并能代表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普世价值。诞生于中国的责商RQ(Responsibility Quotient)理论,将责任上升到哲学的理性高度,本文基于责商理论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分析如何对西方文明的新突破,对当今多极世界矛盾丛生的理论再思考,尤其论述了责商理论所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特质,不仅对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本质规律进行了再认知,而且提出了中国创新一条在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构建起以责商理论为支撑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全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负责任的全球普世价值。     

关于2010年火车票实名制试行状况调查报告

2010年春运,火车票实名制改革试点初次登台亮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次调查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深圳市罗湖区市民对火车票实名制试行的态度与看法,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对火车票实名制的实质与误区进行探讨分析。     

粤商“自生”文化要素探讨

作为商帮文化而言,粤商不怕出身低,更不畏惧创业的各种艰辛,可以将他们的成功之路概括为自我生存发展壮大的＂自生＂文化：第一,＂寄生＂属于寄于生存的磨练阶段,砥砺人生的种种成就大事的优秀品质;第二,＂寄生＂之后积蓄力量成为创业发展的新生阶段,这是打造商业成功与否的必经之路;第三,是能否将事业做大做强,这就是商业运作顺畅、良性发展的＂强生＂阶段;还有就是商家所期待的长久持续发展的阶段,获得永葆商业永续发展的＂长生＂态势。这就构成了粤商发展四部曲的＂自生＂文化要素。     

苏宁的“踏云”转型带给传统零售业的启示

在电子商务时代传统零售业代表苏宁电器从产品、服务、价格、选址多方面重新制定战略定位,提出了去电器化和开放平台的创新发展举措,给传统零售业的转型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电商的世界杯营销大战

正在成功的事件营销案例当中,借助体育事件进行品牌营销传播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手段。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因其广泛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更是企业难得的营销良机,而京东、国美在线、1号店等几大主流电商们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借势营销的机会。下面,笔者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来盘点解析下京东、1号店、国美在线等三家电商在世界杯期间是如何做营销的。     

从开埠到改革开放:制度与潮商的共同演化

近代潮商的发展与其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采用制度理论视角,从组织场域层面分析了制度与潮商的共同演化,认为150年前汕头开埠为潮商提供了有利的规制性制度。不过,在近代,政府当局并不能为商业活动提供一个较完善的规制性制度环境。经济特区的设立同样给汕头带来了有利的规制性制度,但规制性制度优势在逐步丧失。同时,在转型经济中我们未能建立有利的规范性制度支柱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支柱,不利的制度环境制约着现代潮商的发展。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始终联系在一起,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肯定君主专制主义,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公私两无的政治格局和家天下的宗法观念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反思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于加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具有重要启示。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近代世界市场观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期,而此时被迫开国的中日两国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途径:中国在40~50年代坚持“以商制夷”,到7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世界市场了解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商战”论等近代世界市场观;日本在开国之初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贸易无用还是贸易兴国,并在60年代发展为自由贸易思想。中日近代世界市场观的区别是:中国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世界市场观,日本基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市场与本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