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娼妓解放运动”述评

日本明治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于1872年颁布了名不符实的“娼妓解放令”,此后日本的“废娼派”与“存娼派”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论战,而近代日本的卖淫业却依旧存在.尽管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卖春防止法》,正式在日本废除了公娼制,但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娼妓仍在日本得以存续.     

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从“津关”合流看汉初《津关令》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的“津关”之法可以追溯至汉初的《津关令》,与之年代相近的传世文献亦常见“津关”一词,然考诸先秦典籍及秦简法律文献却难觅“津”“关”连用之辞例。法律语言是立法者思想的体现,其在反映统治阶层观念认知、导引社会风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现实。《津关令》的制定正是秦末汉初社会激变、“津”“关”功能发生转变的反映。先秦时期,“津”与“关”的性质及功能差异较大,前者主疏通,后者主控制,前者的功能在于利民,而后者的目的在于防民。此时的“关”作为一类基层管理机构已颇具规模,而“津”的自然属性较强,其作为管理机构的特征尚不明显。到了秦末,“津”的管理功能增强,其社会控制的作用逐渐显现,“津”“关”呈现合流的趋势。在汉初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已将“津”“关”并称,表明两类设施在功能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一方面源自于战国后期各国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与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另一方面也与汉初郡国并行背景下隐藏的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有关。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     

清末彩票的泛滥与媒体舆论的呼禁

晚清彩票发展到20世纪初,已由早期的西洋舶来品、变资助赈演变为敛财、筹款之"新法"。晚清当局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致使其时彩票层出不穷,愈变愈奇,肆行泛滥。鉴于彩票对个体的影响、实业的阻碍以及社会风尚的败坏,社会媒体舆论也由早期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转而抨击,呼吁严禁彩票。伴随晚清彩票由萌芽到泛滥的则是媒体舆论或弛或禁的不同声音。就媒体变换的声音而言,取决于其时不同阶段彩票的不同动机、不同功效。     

秦桧禁野史浅析

由于宋初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宋人好做野史。到了两宋之际,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野史的创作达到高峰。秦桧第二次为相后,出于维护投降路线、打压政敌等目的,在高宗的支持下,全面展开禁野史的运动。然而,此次禁野史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都是不彻底的。     

姜白石词小札

一、霓裳中序第一 丙午岁,留长沙,登祝融,因得其祠神之曲,日黄帝盐、苏含香.又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按沈氏乐律"霓裳道调",此乃商调.乐天诗云"散序六阕",此特两阕,未知孰是?然音节闲雅,不类今曲.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予方羁游,感此古音,不自知其辞之怨抑也.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谈禁忌语

禁忌语是世界各族人们在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禁忌语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从原型范畴理论看委婉语和禁忌语

委婉语和禁忌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语言交际手段,很多学者从语用学、语言交际等角度对委婉语和禁忌语进行了探讨。借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以及该理论的来源——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语言哲学观,分析委婉语和禁忌语的范畴化,揭示语言使用的实践意义和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