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艾朗诺的欧阳修与宋代文化研究之探析

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的艾朗诺教授是当今国际汉学界的宋代文学研究权威,他的研究博涉宋代文学、美学和文人文化的多个领域,其中尤以其欧阳修与宋代文化研究最具特色。其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对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及其带动起的作为美学存在的植物种植之学的深度精研,其间对于宋代植物花卉谱录文化兴起的考察,对文化传统制约力造成谱录中自相矛盾的论证模式的观照,成为其宋代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闪光点,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

<正>"政通人和"历来是我国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清人论政,极重求"通"。清代的一些谈论政风吏治的作品中,往往对"通"字给予很大关注,并且赋予相当丰富的内容。例如,陈弘谋的《从政遗规》和金庸斋的《居官必览》,都曾引用过"为政,通下情为急"这句话。袁守定的《图民录》则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卷三)还有人说:"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所以"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彭忠德、李正容编著《居官     

方丈和住持不是一回事

方丈：一丈四方之室。又作方丈室、丈室。即禅寺中住持之居室或客殿,亦称函丈、正堂、堂头。印度之僧房多以方一丈为制,维摩禅室亦依此制,遂有方一丈之说;转而指住持之居室。今转申为禅林住持,或对师父之尊称。俗称＂方丈＂或＂方丈和尚＂。住持：其语义为＂安住之、维持之＂。     

古代汉语指代词的系统性——以《论语》的指代词系统为例

文献所见的古代汉语指代词数量繁杂,主要原因在于其并非一个单一的系统。指代词是一个封闭的类,指代词的功能与分布研究应该在一个同质的系统里展开。在共时、同质的条件下观察,《论语》的指代词是一个多维的系统,系统内各成员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这种方法可以为古汉语指代词的系统性研究提供参考。     

永城方言人称代词“俺、咱”的用法考察

本文主要从人称代词"俺、咱"的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来描写,探讨永城方言人称代词"俺、咱"的特点,试图揭示这种特殊现象的深层文化内涵。     

长物珍赏

正对王世襄的收藏,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为了得到爱物,他餐风饮露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他与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作为玩家,他的《蟋蟀谱》、《说葫芦》、《北京鸽哨》给人们带来的是闲玩野趣;作为专家,他的《明式家具珍赏》、《髹饰录解说》、《中国画论研究》等著作展现了其作为文物学家的顶级专业性;而作为不可多得的文物收藏家,王世襄的每一项收藏都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