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我国资格刑研究及立法建议

资格刑是刑罚种类之一,完善资格刑立法及其适用对于健全刑法体系,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巨大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资格刑立法的分析和与外国资格刑立法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资格刑立法的建议。     

论污染环境行为的刑法治理

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重视生态环境法益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及公共利益的协调保护,加强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按照这种思路,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设置"危害生态环境罪"专章,并适当增设一些污染环境犯罪的新罪名,严密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应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充分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制作用,增设资格刑,对污染环境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特定经营活动的资格予以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剥夺。     

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及其现代价值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制度模式.录囚制度自西汉创建起被其以后的各朝统治者所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慎罪恤刑"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日本刑法有期刑上限的提高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04年末的刑法改革中,日本将维持了近百年之久的有期刑上限,分别从单罪15年提高至20年,并合罪、再犯加重从20年提高至30年.这一改革也引发了相关的凶恶、重大犯罪法定刑的变化及其论争.此次刑法改革中涉及的诸如人均寿命的提高、有期刑与无期刑之间差距的缩小、"通过严罚化以抑止凶恶犯罪"的"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等问题,对同处东亚地区的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目前的实际状况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有期徒刑上限宜提高为单罪20年,数罪并罚最高30年.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在我国长期的行刑实践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行刑方式社会化程度明显不足的问题尚十分突出。面对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近年来.我国受西方行刑社会化理念的影响和启迪,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亦开始尝试进行行刑社会化方式的试点工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描述了当前我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现状。从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试点工作刚刚开始,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析《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

《大学衍义补》对中国的正统法律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带有启蒙主义因素的法律主张,论述了法律的起源发展过程、惩戒目的及教育目的与预防作用,主张崇礼重法,明刑弼教,提出了“为民之利,因事立法、宜时处中”,主张慎刑恤狱、原情定罪等。     

《论语·里仁》“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解

"君子""小人"在《论语》同一章出现时,往往构成对比,"君子"行为一般为正面,而"小人"行为则往往为反面。"君子怀刑"之"刑"当释为"刑罚、法度";"小人怀惠"之"惠"当是"慧"字之假借,取"巧慧、慧黠"之义。故"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解为:"君子思念刑法,小人思念巧慧,欲缘巧慧逃避刑法以自利。"     

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论《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

《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虽在身份、相貌等外显生活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内在精神状态却十分相似,都以男性利益为自我价值标准,被牢固地限定在以父系族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以至完全丧失了女性自我意识,成为真正的"第二性"。这两个差异鲜明的具体形象,集中展示女性在父系族权社会里的两种生存状态:以身殉德与以色事人;二者的殊途同归,共同印证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群体的规训,构成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关系。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