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刑:《尚书》的法思想解读

为了探讨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内容、特点及流变,通过对<尚书>的解读,认为礼与刑起源于祭祀和战争,构成了古代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建立在"祀与戎"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赋予了古代法的宗教性和宗法性的特征,并对儒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     

代替考试罪的问题与建议——基于76例替考案件的实证分析

对司法机关办理的代替考试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实践中发生的替考案件多为非专业型替考与未伪造相关证件的替考,相当部分案件涉及在校学生,处罚以罚金与拘役刑缓刑为主。替考入刑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污名化现象严重、忽视替考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等问题,应该从采取限制入罪说、设置情节限制、进行综合治理等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     

刑罚个别化以及内部逻辑顺序

基于报应的观念,最先的刑罚及其行刑是个别化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出现了一般化的刑罚,但刑罚个别化仍没有消失且更加成熟丰富。刑罚个别化的存在呈现出多层次的状态,既有观念层面的刑罚个别化,又有法律层面的刑罚个别化,还有操作层面的刑罚个别化。法律规定上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原则性规定,第二种是具体规定。刑罚个别化是一个源概念,从其内部逻辑上,可细化为立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其根基就在于人本身就是个别具体的人。     

我国自由刑执行改革的系统论研究

自由刑执行系统的结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实现自由刑执行的特定功能与目的。我国自由刑执行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应当进行整体调整,促进监禁刑与社区矫正一体化改革;推进犯罪非刑罚化,实现非刑罚方法与自由刑执行协调运行,培养自由刑执行社会化的认同机制。     

汉晋财产刑的传承与变迁

晋代的财产刑在继承汉法的同时,做了部分改革,规定剥夺罪犯财产性质的刑罚,一为赎刑,老病幼妇及具有一定身份的罪犯等都可以钱物赎刑;二为罚金刑,对轻微犯罪处以罚金.晋代的财产刑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原赎刑中的赦赎已消失,这是财产刑完善化的表现,对后代法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神勇军魂

赵登禹将军于“七七事变”后21日殉国。当时日军占领北平，将军率部驰援，可是，将军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出卖给日军。在抵御日寇大规模进攻前，赵将军举酒壮行：“今天，我和冯先生（冯玉祥）通话，我向冯先生告别，冯先生问我何时回来，我说，快则两天，晚则3天，或许……或许再也不来了!”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 ,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德主刑辅”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这种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教育的做法深入人心。消极的一面是重“人治”、轻“法制”。     

论《檀香刑》的血腥暴力写作

莫言的<檀香刑>以刑罚为描写对象,在对刽子手极其残忍的行刑方式的展示中,揭示了刽子手、刑罚、看客、人性等深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