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必要性的必要——论海德格尔思想之Not概念的实质含义

海德格尔以罕见手法把日常德文词语Not提升为核心概念,在"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语境中将其思为二重性的"必要",并以"无必要性的必要"(die Not der Notlosigkeit)这一术语来概括其根本所思。海德格尔的"Not之思"贯彻了其数十年的思想历程,是我们研究海德格尔思想发展与演进的关键线索,但国际学界对此迄今一直缺乏全面研究。我们通过大量文本考证首次对海德格尔的"Not之思"展开了一种纵贯性的主题研究,纠正了既有研究的一些错失,同时也揭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隐秘起源。     

法美学的学科建构与"法之美"的呈现

法美学是法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法律科学与法律伦理学并存,与人的全面解放--"自由自觉的存在"同步,是对人的审美性存在的一种肯定.作为法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它是用生命美学的观点研究"法之美"的一种边缘学科,是一门能够独立出来的新兴学科,是一门体现人文关怀的人文学科.     

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明代诗话的文体观念

明代诗话作为历代诗话及明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极为丰富的文体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文体观念包括本色与当行、拟体与效体、得体与失体、定体与大体、唐宋诗之争与唐宋体之辨、初盛中晚与四唐辨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诗派与体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文体学理论体系。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体集大成之说的有力证明,在明代诗学史和明代文体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唐代美学的“思”与“境”

"思"与"境"是唐代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王昌龄较早提出并阐释"三格"(三思)与"三境",赋予"思"与"境"以诗学、美学的意蕴。后来,唐代关于"思"与"境"的认识大都以此为基准,不断地充实着"思"与"境"的美学内涵。刘禹锡阐发了"境生于象外",皎然提出"取境",司空图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思与境偕,这些都是"思"与"境"问题的理论延伸。"思"是神思,也是构思;"境"是境象,也是意境。然而,其意涵又并非如此单纯,"思"与"境"关涉到景、象、味。唐代美学家以自己的审美卓见深化了对景、象、味的认识,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美学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是一个由感生"思"、感物得"境"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思与境偕"。把"思"与"境"联系在一起,主张"思与境偕",是唐代美学的杰出贡献,对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影响极为深远。     

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与学术新探索

新时代新征程为学术研究开阔了视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了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努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新课题作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拿出原创性、时代性、体系性的新成果,定然使研究者和受众成效显著地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创造力和旺盛生命力,确立文化自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美感经验的完结?——当代英美美学的基源问题与儒学的诠释

美国当代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论文《美感经验的完结》剖析了曾对于西方传统美学举足轻重的"美感经验"概念的现代命运,展示了该概念的发展由西方美学的中心脉络滑落到边缘的情况。在重申美感经验的价值时,美国美学家常举杜威对这个概念的分析,强调主体在艺术欣赏中与对象相遇后的一份圆满感觉,并透露了对价值的体会。当代英美美学家不单再度思考了美感经验的功能,还对"美与善同"以及美善同出一源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康德所标榜的孤立主义传统中,杜威式的脉络主义确属难能可贵,并受到当代英美美学界的重新注意。新儒学所提供的关于美感经验的诠释,对英美美学界关心美感经验的完结是一份饶有意思的参考,也同时使关心当代美学发展和出路者对心性的功能与可能进行一次反思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