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智带来丰收乐——吉东59号项目引进推广工作纪实

正新品种的应用,可使良田每亩增收50公斤,增收粮食7 500万公斤,每公斤按2元计算,共计可增加社会效益15 000万元。这样的消息也许对于每天生活在城市中朝九晚五的我们来说,不是很重要,甚至毫无用处。但是对于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却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秘书应具备五种业务素质

秘书除了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身体素质外，还应具备较强的综合业务素质，即能想、能说、能记、能写、能做。     

中国种业“走出去”的模式选择、潜力产品与目标市场分析

种业"走出去"的成败,决定着农业"走出去"的成败。从"走出去"的模式选择、潜力产品和目标市场三个方面,讨论中国种业走出去的策略。得到的结论为:模式方面应立足"国内研发-国内制种-境外销售"的模式,并发展"国内研发-国外制种-境外销售"的模式;产品方面应以杂交水稻为突破口,并配合杂交玉米、棉花、花卉和蔬菜种形成多线出击的形势;目标市场应该瞄准东南亚、中亚和非洲三个目标市场,且中亚市场是未来种业走出去的关键。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中外种业上市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性与效率比较

文章运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别比较了14家中外种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成长性、盈利性及相对效率,发现国内种业上市公司与国际种业巨头相比,在规模方面差距较大;在成长性和盈利性方面也有显著差异,但存在个别国内种业公司经营较好的状况;在相对效率比较上,我国运营较好的上市公司不处于劣势,有的甚至好于国际种业上市公司,在规模效率方面国际种业公司基本处于规模效率递减,而国内公司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因此,整合国内种业优势资源、扩大规模投入,同时保持目前的经营效率是当前国内种业上市公司与国际种业竞争的有效对策之一。     

浅谈经济增加值考核在种业企业中的应用

连续9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尤其将种业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为构建集团化种企的市场竞争力,有必要引入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以战略导向型预算为依托,及时跟踪企业价值创造过程,客观考量业绩,奖优罚劣,最终实现价值创造的目标。     

我国种业发展及其实施战略

种业是我国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振兴中国种业,既需要基于特定视角聚焦产业链具体环节,也需从产业整合的视角分析整个种子产业链的竞争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结合高质量发展和战略实施两个视角,从内涵、特征及必要性分析入手,构建我国种业的战略体系。研究表明：种业发展战略由种业发展思路和实施方案两个层次构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发展思路层面,提出我国种业应采取种业精品定位、“育种+服务”双核、“互联网+种业”、精细化服务种业、种业全面质量管理、种业科技创新支撑六大发展战略,作为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在战略实施层面,提出我国种业应采取企业并购整合、企业联盟、构建“种业平台型公司”、企业差异化、企业集中化、企业“归核”化六大实施战略,作为种业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种业发展战略体系对各地制定种业振兴方案、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种业竞争力分析

由于我国种业研发创新能力薄弱,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少,缺乏海外知识产权部署,再加之国内种业企业组织零星分散等原因,导致中国种业在国际种子市场竞争中,获取的市场份额有限,市场扩张能力不足,同时国内种业市场也正面临国际大型种业集团的渗透蚕食。因此,完善制度机制,提升国内种业企业的育种创新能力,加大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支持和鼓励国内育种者走出去,战略性地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部署,同时多途径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打造中国种业大型企业集团是快速提升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种子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关键。     

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种业安全研究

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种业安全的基石。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科研机构、企业和农户等的主体利益博弈以及国家国际贸易主权博弈的结果;种业知识产权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政府、市场、企业单位和农户相互作用的合力;构建生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种业安全的体系,要从政策、法律和管理等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