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WTO框架下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研究

WTO作为多边体制的支柱,不仅规定了货物、服务贸易,而且包括了动植物检验检疫、环境保护等涉及科学技术的领域,但WTO对这些领域的规定含混不清,导致各国对规则的解释往往采用了非统一的科学技术界定标准,这种技术标准成为贸易保护的正当性借口,在实践中许多国家以WTO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肇始的标志是WTO体系,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对WTO规则的进一步诠释,在环境保护、动植物检验检疫领域采取统一科学证据要件判定体系就成为了支撑WTO自由贸易精神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追问中的科学学习观考察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几次重大追问,都蕴含着丰富而科学的学习观。从历史缘由看,每次追问都无一例外地和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释、应用有关。从追问实质看,各种不同形式的追问实质上都反映了追问者所坚持的科学学习观。从价值诉求看,各种不同的追问都表达了追问者坚决纠正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不断寻求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牢固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共同理论诉求,从而明确表达了追问者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科学学习观。     

不同存在下人的科学价值观取向的演绎

全球化生存方式的凸显,使共生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重要生存样态,确立一个道器并重的科学价值观是越来越成为促进人的共生性存在的思想共识.审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中国社会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从依赖性存在下的“重道轻器”、独立性存在下的“重器轻道”和共生性存在下的“道器并重”的渐进曲折的演绎过程,并形成了一种尴尬的二元基本架构的价值体系,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给予现代性矫正.     

关于纪检监察部门发挥职能作用问题的研究

一、纪检监察部门在油田科学发展、和谐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油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科学发展、和谐建设的重要政治基础。(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科学发展、和谐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把建设和谐油田的任务落到实处,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反腐败,不断提高拒腐防     

不同学科视野中的科学实验简论

自然辩证法认为,利用科学仪器、设备进行科学实验,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们获得科学事实和检验科学假说、科学理论的基本手段和依据。在科学哲学中,从逻辑经验主义的实验＂中立说＂到库恩的主张只能在范式的框架内进行实验,再到新实验主义提出实验应该有自己的生命,以及科学实践哲学指出理论与实验都属于科学实践的范畴,表明了不同学派对实验本质的界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多个方面揭示了实验的社会建构性特点,向人们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实验的形象,消解了实验的客观性与逻辑性。只有超越某一学科的界限,在多学科的视野中才能全面地认识科学实验的特性。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

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民族”概念的困境、原因及建议——兼论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

民族学界对民族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并非真实存在,甚至出现了“去民族化”的思潮.民族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民族”概念等问题,原因在于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抓住民族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民族概念的一般内涵,探求民族概念的研究路径来化解其困境.     

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理解为"Sophia",它不但是一种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知识(即科学),而且是一种能够贯穿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即智慧)。康德为哲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Kri-tik",即借助于理性而对现存一切事物进行审查和反思,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科学、智慧及其统一则被康德看作是一个只能无限趋近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影响下,以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德国浪漫派一方面主张哲学应当克服时代精神的分裂状态,回到古典的无所不包的"Sophia",另一方面又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哲学自身。在施莱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不断提问的过程。这种观点被后来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继承,在实际上加剧了哲学与科学(智慧)之间的分裂。相比之下,诺瓦利斯并没有把"答案"与"提问"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个别哲学遭遇的困境应该在一种"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中遭到扬弃,而这个思想恰恰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的理想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