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低收入老人群体状况分析

本文依据在广州的调查数据 ,揭示了低收入老人的群体特征 ,提出制订老龄政策时 ,适当照顾低收入老人 ,同时动员家庭、单位和社会都来积极关心这部分脆弱群体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本文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 ,将当今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会群体 ,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都会造成物质利益的得失。本文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在 2 0年的改革中还是获得了利益的。然而 ,利益获得的多寡是有差异的。本文分析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获得和利益相对受损。只有了解了此种情况 ,我们在将改革向前推进时 ,才会使其每一项措施能够尽可能地对于多数人有利 ,尽可能减少改革的负面效应     

“内卷化”反映社会现象及成因分析

近年来,内卷一词不仅是一种学术概念,在整个社会引发热议,甚至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学术概念从而变得大众化。内卷化不再只是应用在农业方面、政治方面,它和焦虑情绪相关联,甚至形成了一种焦虑文化,“内卷”焦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造成“内卷”的原因也应该受到关注。本文在概述内卷起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内卷化形成的原因,并提出正确对待内卷化的对策和建议。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理论建构

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核心焦点是族裔文化多样性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问题,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建构过程。贯穿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逻辑始末的线索就是族裔少数群体的三重身份问题:差异公民身份是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实基础,公共公民身份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政治逻辑,而文化成员身份则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道德空间。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不仅保护了群体内的个人自由,而且还可以促进群体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补充。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具有突破性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危险,它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     

反思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发展中政府的作用

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科技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系致使科学家独立地位在一定程度消失。从某种角度讲,我国解放后对科技的引进仍旧遵循本质上的“中体西用”。     

“鸡娃”现象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与治理路径

“鸡娃”指父母试图通过强心理预期、强家庭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持续投入,以期达到提升子女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的目的。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赋权使个体“鸡娃”教育行为的信息生产成为公开分享的教育行为可参考范式,在互联网用户的相互模仿下演化为“鸡娃”群体行为,形成中国社会现实环境和互联网虚拟环境同构的“鸡娃”现象。父母由于“鸡娃”现象的群体压力产生教育焦虑,通过互联网空间的情绪分享和感染,形成了“鸡娃”情绪的社会化传播。为此,要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背景下对“鸡娃”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促使家长形成理性的教育参与,有必要从行为、情绪以及观念三个方面入手,消解“鸡娃”行为的模仿,阻断“鸡娃”情绪的传播,推动“鸡娃”观念的转变。     

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群体的绿色低碳消费研究——基于不同消费环节和消费领域的实证分析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我国消费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消费转型不仅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在当代社会还与青年文化紧密结合,营造出新兴生活方式。然而,绿色消费不仅局限于绿色购买,而且不同领域的绿色消费机制也存在差异。通过使用2022年中国城市低碳消费调查数据,从购买、使用到处置的主要消费环节以及吃、穿、行等主要消费领域,考察城市居民绿色低碳消费的特征并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和世代两个维度解释绿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商品购买、使用和处置的不同消费环节都呈现阶层和世代的差异,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年轻的群体越积极参与低碳消费行为,中等收入群体经常购买绿色商品的比例最高;在涉及购买环节和出行领域的新能源车消费意愿上,阶层比世代的影响更重要,而在强调商品处置和日常消费的二手消费方面,阶层和世代都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在社会文化营造中的作用,塑造绿色低碳社会共享文化,引导全社会认同、追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认定的思考——以莆田市妈祖信俗传承人传承实践为例

福建省莆田市是妈祖信俗的发源地。为加强对妈祖信俗的保护,莆田市陆续认定了近百名妈祖信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主要依据为是否通晓某一种妈祖信俗文化形态,或是否为熟练掌握妈祖信俗某一技艺的传承者。代表性传承人大多依托妈祖宫庙的平台,通过自我学习、开展活动、培育新人等方式进行妈祖信俗的传承实践,他们在奠定妈祖信俗保护基础、挖掘妈祖信俗丰富内涵、拓宽妈祖信俗传播深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莆田市认定的虽是妈祖信俗个体代表性传承人,但他们的传承实践主要以团体或群体的方式进行。因此,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的认定和管理成为值得思考和亟需推进的议题：一方面要加快传承团体(群体)认定,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抗争与合作：论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策略特征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困境”使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现出弱组织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的特征。弱组织化特征体现了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既借助组织力量,又弱化组织形式,对各种组织保持高度警惕和拒斥的两难选择;非政治化特征则反映了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刻意弱化（或规避）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确保行动逻辑“政治正确”;而去标签化特征则是弱势群体在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中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成为社会“另类人”而被“污名化”所采取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