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     

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与更新

针对城乡地域共生状态发生的蜕变与更迭,通过对共生理念概念的解析,研究新时代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共生秩序构建中存在社会认同有待加强、价值动力有待提升、公共供给阶层性差异矛盾需要缓解等挑战; 构建和创新共生秩序,需要保持人情秩序、法治秩序的现代化适应与更新,推动人情秩序向制度规范领域发展,利用法律形式的正义确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关系,以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原则所构成的位阶秩序来引导社会共生秩序建构,位阶秩序全链接、多价标的流程成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秩序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新构造。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科学技术与乡村治理的交叉融合,不断孕育新的治理形态,催生新的治理手段,创新人的治理理念,引领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推进"三农"现代化、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项涉及乡村科技资源配置、制度保障、主体能力建设等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就要不断优化乡村科技资源配置,加强乡村科技软硬件设施建设,不断优化乡村治理制度供给,强化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保障,不断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加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多措并举形成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人的科学与人生科学研究论纲

对人的研究和人生的研究历来都是人类社会的研究主题。在以往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制约、人类思维的局限、人对自身认识的不足,因而人的问题、人生问题往往被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掩盖。作者认为人的科学是并列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并详细论证了人生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人生科学的研究对象、规律和内容,人生科学产生的必然和人生科学研究的价值,初步提出了人生科学体系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本文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走向,分析了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及其科学体系,论证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开创了光辉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