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

以陕西省岐山县G村社会调研数据为基础,对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关注度、参与度、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认为西部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效能感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学的关键变量、内在与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均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举措,以改善人口学变量中关键因素,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澳门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启示

本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入手分析澳门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澳门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尽其事,运用社会工作、公民教育和咨询协商等治理路径为澳门社区居民构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这些突出特征为反思中国大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路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期刊影响因子被炒作的影响

期刊影响因子(JIF)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在图书馆筛选馆藏期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比较客观的量化指标,在引入期刊与学术评价之初也起到过较好的作用。然而,JIF的作用逐渐异化,尤其是自JIF与高额科研奖励挂钩以来,引发了很多甚至是很严重的负面效应,一些期刊主办者恶意炒作,形成了期刊与学术评价界对JIF既恨又爱的躁狂症。因此全球包括我国期刊界与学术界对JIF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面对JIF躁狂症,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叫停或废除JIF,而是直面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任何评价方式都会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边疆治理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治边方略对指导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三个"意味着"、五个"时代"和一个"转化"从根本上指出了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迎来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明确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应恪守的根本原则。抓好边疆治理,本质上就是通过实现边疆地区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实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实现整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切实服从和服务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