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空间布局实证研究

随着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西方国家关于城市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迅速兴起,相比之下,我国在城市内部服务业布局方面的研究仍相对滞后。文章分析总结了西方国家关于城市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成果,采用竞租模型和服务产品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选取广州市作为代表性区域中心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服务从业者需求’是服务业空间布局理论体系的重要变量"和"‘多元集聚’是优化城市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必然选择"的基本结论。     

结庐松风水月间 ——明清苏州光福郊野园林考析

明清之际的苏州吴中光福一带,先后建有数十座郊野园林,其中不少被当时的文人记述过.这些郊野园林的园主多为隐退的士大夫,他们选择苏州西部的光福结庐营园,主要源于对此地自然山水的钟爱,寻求"隐于野"的佳趣.他们探梅、赏雪、登高、会友、饮酒、品茗、访古、吟咏,其多彩的园居生活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研究这些郊野园林,挖掘...     

租购并举:租购同权还是租购平权?——兼论我国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住房价值构成模型,解释了租购并举在我国地方政府当前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难以实现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模式的依赖,使最高等级的租购同权在理论上无法实现,并且产生了扭曲的激励结构。这不仅在现实中进一步妨碍租购同权的实现,还导致"租购平权"难以实现。本文认为,只有通过推动包括房产税改革在内的财税体制改革,扭转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依赖,才能从制度激励层面确保租购并举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实现,并最终落实中央的"房住不炒"政策要求。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魏晋南北朝乡村聚落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乡里制度密切相关的乡村聚落形态出现很大变化。三国时期乡里制度破坏严重,晋武帝一度恢复乡里制,南朝齐梁时行"村长""村司"制,北魏孝文帝行邻里党三长制,里居形式部分得到恢复。隋统一后改为族闾保三长制,以村落形式恢复了秦汉里居形式,聚落化、地域化的趋势已经开始。"村"至少出现在东汉章帝之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村居住形式有防御性坞堡垒壁与乡村里居两种,政府对前者的管控十分有限,乃至有时完全失控,而对后者则能进行有效管控。     

陶渊明“始家何处”?

陶渊明始家何处？历来争议较大。本文从乡土材料和诗文内证入手，对陶渊明的“旧居”、“上京故居”、“火灾后起居”及“始家宜丰”等作出了新释。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代权变与制度隐忧——以苏北鱼村“一子两挑”的家庭为例

“一子两挑”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日常实践中为应对现实需求而形塑出的权变模式,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小家庭呈现出双系继嗣的制度幻象。然而户籍的分离和财产继承的身份边界将小夫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将孙代的姓氏与财产继承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小家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夫妻小家庭因利益、感情、现实等因素避重就轻地游走在两家之间,父代被置于劣势地位,家庭养老逐渐向“管好最后丧礼”的形式化孝道蜕变。由此来看,“一子两挑”的婚居实践确实改写了男性单系继嗣的家庭制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隐忧,是否会转向双系继嗣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青原山古意

正~~     

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

上海田子坊商街兴起于居民非法的“居改非”,并在领导田子坊实验的基层政府的默许和庇护下由个人的“居改非”蔓延为整街坊的“居改非”.此种庇护所以最后成就田子坊,其要紧处在于它因应了民生改善的诉求,扶持了创意商铺的实验,促进了历史街区的复兴,从而将一个不合法的集体居改非做成了一项有助于旧城区更新和新社区发展的集体的创业,这种“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Communal entrepreneurship)提供了城市更新的新经验,而不同于政商合作大拆大建的“企业化的政府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的主流模式.然而,田子坊的胜出,并未能继续其社区创业的脉络,没有业态和租金的管控,没有自觉促进创新产业的政策和制度,田子坊的火爆反倒令投机盛行并最终不仅损害田子坊的社区性也将损害它的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