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韩国

儒家文化圈又称汉文化圈。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渗透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文化圈。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中韩两国的文化,都深深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早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就已经传入韩国,并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礼义的现代价值

中国几千年来一向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以往,人们多将仁义看作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因而比较重视仁义,忽略了礼义。仁义与礼义都是儒家倡导的道德理念,二者的内涵有差异,作用也有区别,但是,二者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分上下。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当今每一位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责任在身,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礼义的价值。礼义虽然是两千多年前提出的道德范畴,而且,在道德教化和道德建设方面,仁义比礼义更受重视;可是,在"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礼义又比仁义更为适宜。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论墨家与儒家道家的对立

儒家、道家、墨家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三大流派。墨家在关于最高权威、统治方式和人生态度等方面都向儒家道家提出了挑战。与儒道推崇圣人权威,主张礼义或自然之治,倾向于有进有退乃至消极虚无相对立,墨家希望利用"天志"限制王权,肯定平等,强调"法仪",倡导积极进取。从总体上看,儒家道家代表着传统,墨家则蕴涵着现代性。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儒道多表现为一种阻力,而墨家则起着一种呼应和推动的作用。     

“一可以为法则”：荀子论“形”的理论意义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形”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呈现。而在荀子那里,“形”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之事,还具有了礼则化的规范意义。荀子认为,“形”的实现必须通过“心”之持养,经历“心”之思虑、决断,不断地接纳与践行礼义法度,方能于外有所呈现,而“形”之展现,必须使之普遍化、礼则化,否则只是容貌、仪态、言辞的表现而已。一种没有标准衡量的道德修养,是无从判定修养境界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形”必须依从礼义,以礼义为准绳,从而实现客观的教化意义。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荀子论和谐

荀子关于和谐的思想,存在如是之逻辑架构,首先,所谓和谐涵括了三个维度——人与自然、人自身和社会和谐,其中社会和谐是关键。其次,实现和谐的关键是礼,即通过礼来贞定人在群中的角色,通过礼来修身,通过礼来协调人之需与物之长。最后,要真正通过礼来实现和谐,还需要君(圣人、师)及其主导的教化与刑政。     

论荀子礼义治国的依据和方式

礼义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礼义"的思想,提出礼义治国的思想。从理论上讲,礼义可以用于治国;从实践层面上,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依赖于礼义。礼义治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施行,即礼义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结合,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传统礼仪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的机制与途径

当前的大学生思想道德和礼仪教育存在两个短板。一是缺乏文化底蕴,没有立足我国博大精深的礼仪文化;二是欠缺实践环节,单纯的知识灌输式教学不适用于礼仪这门实践学科,反而带来教会学生"说一套、做一套"的风险。本文立足这两点,对症下药,探讨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的机制和途径,研究出既秉承传统礼仪文化精髓,又体现时代内涵,既注重知识,又强调实践的的大学礼仪课程设计方案和教学模式。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