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看春秋时期的礼义教化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中有一段针对礼义教化的论断,从这段话出发,本文试图站在历史文化的视野上,综合《论语》、《诗经》,以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春秋时代礼义教化的状况及其深层历史原因。     

儒教的和平主义

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的和平主义特征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儒教对秩序的关注入手,试图分析儒教如何阻碍了正式制度秩序的完善,又如何作为非正式制度维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用什么重建我们的道德?

正落笔写下"重建"二字,心头不免显得有些沉重。众所周知,我国曾是一个文明古国,孔孟的"礼义仁智信"长期以来是中华子孙的信仰,史上甚至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良好民风,即使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还风靡祖国大地,人们深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而自豪。时至今日,竟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许多同胞为此感慨、困惑和纠结。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行动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礼义之邦”的礼义精神重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而非"礼仪之邦"。礼仪与礼义之间是起点与终点、外在与内在、行动与思想、表现与实质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前应该从"礼仪"与"礼义"内外两个方面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国人道德文明素质。社会教化中应该注意个体、社会、国家精神的不同。"礼义"仍应为当代社会教化之重点,这是因为其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礼的精神实质在于:和而不同、等差有序的文明秩序;恭敬、辞让的尊人利他精神。弘扬礼的当代意义,必须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上坚持等差伦理与平等伦理的统一。弘扬礼让精神,抑制过分竞争。     

论《管子》的社会和谐思想

<管子>主张的和谐社会是取法自然的社会,是在与自然和谐之上的顺势而动,主张适时的农业生产建设.在社会生活方面,保障弱者,对于才能优异的人,根据特长委以相应的责任;保持法律稳定性及公平和公正;是安定的、知礼义的、教化成俗的社会.<管子>和谐社会的基本核心是法律的公平和公正,礼义和教化是为了维护法制的实施.社会生活的安定和保障也是为了使民众各安其居,保障社会生活的顺利进行.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题都城南庄》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以仅有的28个字隐匿着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迁过程,若是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去分析,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交织着强烈的"情"与"礼",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为了协调冲突,诗人规训于"自我-理智"的调节,从而实现了本能欲望的"升华",创造出了<题都城南庄>的千古绝叹,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体悟诗人美好情感遗失的无限惆怅之情.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学微探

孟子继承自周公、孔子以来关于礼学的思想传统，在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别人的违礼行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维护了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礼学传统，本文用王驩参加葬礼时，孟子对礼的维护作具体说明；同时，孟子礼学思想又以其性善论思想为基础，强调礼本于情而作，这种因性而情的性善论而使得在礼和情发生冲突时，使得为寻求礼的权变性和灵活性成为可能，本文用“嫂溺救之于水”的例子作具体说明。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窥探到，在礼坏乐崩的时代背景下，孟子对礼的精神的注重，逐渐实现了礼从礼仪到礼义的推进和转变。在维护圣人礼乐原则的同时，要谨于心。又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到因情行礼，切勿被礼的形式所束缚，真正做到行于礼，从而实现孟子之礼“经与权”的统一。     

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

清高宗执政初期,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三礼馆"的诏开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