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题都城南庄》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以仅有的28个字隐匿着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迁过程,若是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去分析,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交织着强烈的“情”与“礼”,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为了协调冲突,诗人规训于“自我一理智”的调节,从而实现了本能欲望的“升华”,创造出了《题都城南庄》的千古绝叹,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体悟诗人美好情感遗失的无限惆怅之情。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客: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一可以为法则”：荀子论“形”的理论意义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形”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呈现。而在荀子那里,“形”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之事,还具有了礼则化的规范意义。荀子认为,“形”的实现必须通过“心”之持养,经历“心”之思虑、决断,不断地接纳与践行礼义法度,方能于外有所呈现,而“形”之展现,必须使之普遍化、礼则化,否则只是容貌、仪态、言辞的表现而已。一种没有标准衡量的道德修养,是无从判定修养境界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形”必须依从礼义,以礼义为准绳,从而实现客观的教化意义。     

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再审视：基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

结构与能动是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传统意义上,人们一直以“人治”和“法治”来分别定义先秦儒、法两个学派的治理观念,而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来看,儒、法两家治理观念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法家以慎到为代表,表现出了过于重视结构、忽视个体的结构主义;孔子继承周代的人文传统,其“仁”的思想显示了对能动个体的重视,而其“礼”的思想也显示了其并未忽视结构因素,但儒家至思孟学派则发展为过于偏重能动的意图主义倾向。此后荀子构建“礼义之统”力图纠正儒学的这一偏向,但最终又落入儒家政治道德主义的窠臼。作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将“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权力观虽然显示了其在调和结构与能动方面的努力,但最终又沦为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要之,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争论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围绕着结构与能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政治决策与礼义认同——《洪范》在朝鲜王朝中的历史地位

朝鲜王朝立国初年,太祖李成桂因袭箕子受封的传统,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赐封"朝鲜"的国号,借着中、朝主藩关系的建立,巩固其治权的认受性。在这政治决策底下,箕子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大大提升,也基于《洪范》是由箕子写成,因而备受朝鲜王朝君臣重视。明朝认为箕子受封于周武王,所以,他是朝鲜民族的首位国君,也是朝鲜民族始祖,但对于朝鲜民族的由来,朝鲜君臣有其民族自主的一面。通过朝鲜历代王朝谱系的重建,朝鲜王朝揭示檀君的出现远远早于箕子,檀君才是"东方始受命之主"。同时,朝鲜王朝溯源朝鲜教化的历史传统,宣扬《洪范》在礼义文教的功用,尊之为朝鲜半岛的礼义教化的基石,在肯定《洪范》传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箕子的先圣形象,使他成为朝鲜民族的"始兴教化之君"。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     

荀子关于建立“大一统”秩序的论证逻辑

面对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和各民族统一的趋势,荀子论证了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荀子对于建立"大一统"政权的设想来源于他关于人性恶的论断,正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后天的礼义法度来纠正人先天的情性,为此还要确立君主和臣民上下之间的等级和名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用制度和礼义规范每个人的行为,以"分"实现"群"与"合"的目的,以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实现全社会范围的平等秩序,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大一统发展趋势的需要,荀子还主张设立君主、实行王霸政治以平治天下,并要求君主应以"道"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