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是否有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准备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童恩正在撰写《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一文时,曾接触到《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及中外学者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情况。作者认为,早在秦汉时代,成都已是仅次于长安、临淄的第三大城市了。由于成都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都在当时已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初步具备了国际市场的物质基础。兼之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势力膨胀,威胁西汉帝国的西北边陲,一度遮断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丝绸之路”。所以,汉武帝在加强兵备,“专力事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此举虽未直接打通南方线路,却促进了成都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发展。     

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一书存在着对基本史料的误读、误用。如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史记·封禅书》所说秦国诸畤祭五色帝有误,进而判定"秦不祭五色帝",汉初才确立五色帝之祀。该书将武帝时代歌颂天地合祀的《惟泰元》《天地》两篇郊祀歌曲解为单纯歌颂"太一"之辞,进而认为太一地位甚至高于"天",这无疑拔高了汉武帝创立太一之祀的意义。在探讨西汉末年元始仪时,《秦汉国家祭祀史稿》还忽视了《三辅黄图》中关于元始仪的核心史料。此外,在阐释秦汉祭祀演变时,该书过度诠释了相关史料,夸大了秦汉东西祭祀格局之差异。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作用

战国秦汉时期 ,商人商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促进了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则瓦解了农村经济的基础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秦汉园林的特点与意境创造

秦汉园林在中国古代造园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规模宏大、苑中有苑；功能众多、宫苑结合等特点。其高超的“灵台、灵沼”、“海岛仙山”、“摹写名胜”、“田园村舍”等园林意境创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与祁寯藻往事辩疑──并析曾文正书信日记的真实性

１９世纪中叶的中国政坛上，曾国藩与祁寯藻都是极有影响的人物。前者以维护 末世封建统治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圣人，后者则以一世儒相、三代帝师在道光、咸 丰、同治三朝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来自湖南湘乡和山西寿阳的这两位政治家，从平和相处到 关系恶化，再到抛弃前嫌，个中原由耐人寻味。尽管他们的关系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却给 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疑点。通过对此二人关系的考察，又引出了笔者对曾文正书信日 记真实性的一番审视。     

秦汉农村集市及郡县市场

秦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交通的长足进步,商品市场较先秦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农村及郡县城市等多层次市场.常见的农村市场有里市、亭市和乡市等,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通过在农村市场的交换获得了自己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商品,从而使他们的再生产条件得到一定补偿,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改善.在一个郡县范围内以郡县城市市场为中心,形成了第二层次的郡县地方市场,在这个层次的市场里有比农村市场丰富得多的手工业和农业商品,农民和手工业者等通过在这个市场的交换,充分获得了自己再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从而促进了一个郡县范围内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试论秦汉时期的林木种植与社会经济

秦汉时期林木种植业的发展，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则为林木的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