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从意义层次关系看石刻用典形式的表义方式特点

从内容来看,石刻用典形式的意义是以来源意义为基础形成的;从形式来看,石刻用典形式基本来自典故中,除少量没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式外,石刻用典形式大都能体现、反映来源意义某一方面的内容:从石刻用典形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关系来看,能够直接表明意义的石刻用典形式很少,石刻用典形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倾向于不存在理据性.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从对话与融合层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特质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亮点,此时期洛阳是文化交流重地,士人是文化交流的主体,遣使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名士化僧人则为文学审美增添了别样风神。庾信与颜之推对南北朝文学批评对话与融合贡献卓越。庾信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文学批评的"诗可以怨"等,颜之推则形成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如主张南北文风对话、交流与调和,强调文学是政教功能和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的完美融合等。这些都从对话与融合层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特质。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研究——兼谈字体断代问题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处于汉字隶变的关键环节,它的演变内容与过程既与汉字整体演变脉络相符,又具有独特之处,这使得泰金文字体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与鲜明的地方特色,从而为重要秦器的断代提供了帮助。以字体为依据断代,需要了解字体演变的规律,避免片面地进行字形对比,尤其在以笔画数量、字形繁简来判断金文的早晚时,更要结合字体性质等要素,进行综合考虑。     

早期赢秦人生活方式的探索

早期赢秦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课题,应当在秦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上,人们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早期赢秦人的经济形态是农牧兼营.考之古籍文献,可知赢秦人在立国之前实际上是一支专门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他们专以商贸为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祖先伯益.明乎此,或许有助于对史学意义和考古学的秦文化多样性、开放性和功利性等鲜明的特质的理解与解释.     

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

河北景县古称"渤海蓧县",封氏世代以此为郡望,至南北朝时期,博通经史、尤精法律的封氏家族,成为北朝最负盛名的律学世家.封氏子弟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以他们的家传律学影响着北朝法制建设的走向,为中国儒法合流、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定型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两汉以来律学世家的传承者,至此也成为最后的绝响.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