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颜之推散文学合论

庾信与颜之推是北朝散文学的重镇.庾信以创作见长,颜之推的理论有特点.庾信的散文写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写作以官体文为主,后期作品由前期的轻美流丽一变而为沉重深情,境界幽深而阔大.名作<哀江南赋>更是将骈文的抒情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将骈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之推为人谨重,散文学浸润了深浓的经学思想,他看到了文学"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性,但对此常抱戒备提防的心思,要求约束控制,以求趋利远害.这样的认识与萧纲的文学观点正好相反.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观念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及伦理对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问题丛生。其中,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为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统治集团高度重视人口数量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伦理对策,主要有：“善政”伦理原则、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社会利益伦理原则、生存条件优先原则和国家功利主义原则等。这些对策有的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口思想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童谣的传播学解读

童谣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显性传播者的儿童被作为隐性传播者的成人利用成为童谣传播的主体与受众,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此阶段童谣多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亦决定了该时期的隐性传播者为保全自我和达致预期效果而刻意采用双关语、比兴、谐音、拆字等诸多传播语言与技巧。     

从魏晋南北朝执手礼看礼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执手是中国礼文化中众多礼仪行为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执手礼,既有对前代历史的继承,又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继承和更新,主要表现在所反映的情感意向和所作用的社会人际关系诸方面。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的执手礼更具时代特色。其植根社会的深入程度是以前历史无法比拟的,所反映的情感意向更加丰富,所涉及的人际关系背景更加多种多样。表达友善情感的功能、人们赋予手的美好特质、习俗的稳定性、礼仪制度的保护推动是执手礼得以传承的四个因素。四个因素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既决定着执手礼的传承,也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影响着执手礼的更新。     

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事为中心

高句丽政权是以高句丽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其政权当时统辖区域北占扶余,东伐沃沮,南侵乐浪,至萨水,但西方却受中原王朝全力阻击,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大规模讨伐,使高句丽政权濒于灭亡.     

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本文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目前明确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至少载录23道,反映了吕后初年汉朝直辖区域“道”之设置与长官秩禄级别。依据《秩律》推知,秦道长官皆称令,秩级为六百石。西汉初年增置五百石秩级的道,道长官称谓出现令、长之别。西汉中期以后道长官秩级进一步降低,以道长为主。相较于县,道之长官秩级普遍偏低。道始创时间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与秦国伐灭义渠戎后管理众多内附游牧民族有关。秦汉道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十分稳定。战国末年至汉初,道皆设置于秦国旧地边疆,不在六国故地置道。只有汉初的长沙国为了应对南越国军事进攻,在湘水上游置道。汉武帝以后,不再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区置道,道之地域分布格局最终奠定。秦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哀帝时期达到峰值,随后数量逐步降低。     

郑鹤声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

郑鹤声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综论此时期的史学,考察此时期的史注与史评,分析众家已佚《后汉书》的流传与辑佚情况,体现了他方法上以考据为主、理论上积极借鉴西方的治学风格,其相关论著所涉范围甚广,见解宏通精深,值得后人珍视。     

碑刻文献的巨著,文史研究的宝藏——《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评介

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成果(教古字[2000]191号)、毛远明先生校注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于2008年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全书11册(第11册为碑刻目录索引),精装8开本.     

汉魏六朝的珍贵语音资料 --"声辞合写"乐府诗

沈约《宋书·乐志》收录了一些汉魏六朝时期的“声辞合写”的乐府古辞。所谓“声辞合写”就是将歌词与虚词(有声无义)以及音乐、舞蹈术语一起记录。原本是歌词用大字书写,“声辞”用小字书写;后来大小字不分,因此,无法解读,遂成千古之谜。另外,乐工在抄录时用了若干音同、音近的别字。现在这些乐府古辞大体上已经被解读出来,这就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语音资料。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