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鲁迅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对魏晋文化资源的吸取紧密相关,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他对魏晋史学的研究,对魏晋古籍的辑校和整理.对“魏晋风度”一词的首次提出,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倡导,对魏晋学术和社会研究的贡献便是他研究魏晋史学取得的成就.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气候变冷与市场经济衰退——以北朝为例

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变冷,粮食产量减低,为了养活同样的人口,需要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一时期农民主要种植粮食作物而不是种植经济作物,导致交换减少。这二者是北朝时期市场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试论《世说新语》中的“反面女性形象”

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五六百人,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女性也因魏晋这样特殊的时代而独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良马输入的途径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时代,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骑兵的作战能力。马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为各割据政权孜孜以求,马通过各种方式在各政权间互相传播和转移,这种转移主要有互市、赐赠、贡献、战争等方式。     

论北魏孝文帝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之汲引

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曾就北朝、隋唐时期的"南朝化"问题展开过讨论.此一问题涉及面宽,又富于理论建构的色彩,本人自感浅陋,实无能置喙.不过,由于一度从事中古时代士人迁移与文化传播的研究,多少涉及相关问题.     

关于蛇钮印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目前所知的几方蛇钮印的研究,从玺印的形制、印文等处着手,借助于断代明确的秦封泥资料,并结合相关史料,采用比较的方法,就蛇钮印的出现年代、持续时间、颁发对象等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宏通 深微 创新——萧晓阳《湖湘诗派研究》读札

湖湘诗派，又称汉魏六朝诗派，是活跃于中国近代诗坛百年之久的一大诗歌流派，名冠近代众多诗派之首。作为此派领袖人物的王阊运，学界似乎一边倒地评价其诗是，以“杂凑摹仿”为能事，脱离现实，没有实际意义。陈衍堪称此类言论之代表，其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     

"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

河间邢氏家族虽然自有其渊源,但其家族门第之士族化则奠基于汉魏之际.作为留居河北之世族,北魏太武帝时期其家族代表人物受到重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其家族代表人物邢峦等不断受到重用.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之际,其家族才俊辈出,成为北朝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世族之一.河间邢氏在文化上保持着汉儒的学术传统,经律兼修,精擅礼制,这不仅成为他们入仕的基本条件,而且推动着北朝胡人统治者的汉化进程.邢氏人物多能属文,出现了以邢卲为代表的诸多文士,这在文学地位日益显著的北朝后期,对于其家族文化声誉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邢卲等人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富于包容性,其思想作风表现出明显的玄学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