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形成机理及提升策略

研究工作幸福感的形成机理,可以帮助管理者有效分析、预测员工的工作幸福状况,提高管理者的幸福管理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工作幸福感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其形成受社会比较影响,即工作状态与工作目标的影响;开辟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双重路径、关注员工工作内在目标的实现、正确引导员工社会比较的动机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自由的追索及其逃遁——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解析

自由是现代启蒙精神的核心,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推进却衍生了人追求自由,反而陷入逃避自由的悖论之中。中国社会也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人们在追求物质自由的时候,更需要对心灵自由给予关怀和引领。弗洛姆提出的完整人格、爱与创造性劳动是实现人的积极自由的良方,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警示和借鉴意义。     

多重面向的隐私权

在研究隐私权基本属性的过程中,很难将隐私权归入一个属性的权利当中。传统的权利划分理论,如公权利与私权利、人格权与财产权、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等,都无法用单一视角去研究与界定隐私权。随着隐私权地发展,其所囊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一种带有混合性质的隐私权呈现出来,所谓多重面向的隐私权。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暴力”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结构和生命体验的模式,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和评价却往往是含混失序的。原因除了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驱迫,和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的必然的瞻顾外,还在于人们在古典的、现代主义的和（尤其是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念之间的游移不定。为了克服这种含混,就要历史性地反省审美活动的本性,审查各种美学观念的合理性及其范围。而″审美暴力″这一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最能引发争议的现象,可以为这种反省提供例证和动机。     

从“积极”到“稳健”——中国财政政策的适时转型

稳健性财政政策的科学内涵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当前提高稳健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税收方面,推进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在支出方面,调整支出方向,做到有保有控;在国债方面,应逐步减少需发国债资金和数额;在财政政策的功能方面,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对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

当前毕业生存在的就业问题，究竟是“人才过剩”，还是有其它制约因素?文章分析了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较为普遍的“有业不就”的现状，提出了转变观念，摆正心态，调整结构，对接需求，畅通渠道，完善体制的理性思考。     

国家视阈下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阶级的心态研究——以广州为中心的考察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利益攸关的一个重要群体,研究其心态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广州的档案资料为研究基础,系统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阶级的复杂心态,并探讨了影响工人心态变化的主导因素,认为国家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与塑造是工人思想意识发生巨变的关键因素,而阶级地位的优越感与现实利益的得失是影响工人心态的主要变量。     

论转型期大学生社会心态的问题与求解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而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心态危机显化,并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问题亦不容乐观。如何科学地把握和调适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培育他们良好的社会心态,已成为高校、社会和家庭共同重视、亟待求解的一个现实课题。     

积极财政政策下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趋势分析

实施"保增长、扩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了政策的可行性,拓开了运行空间。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不能一蹴而就。积极财政政策下,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收体系和进一步提高征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