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全球称霸理论：“新帝国论”

“九一一”事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如果说冷战的结束成为美国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新起点的话，那么“九一一”事件则为美国将这种战略全面付诸实施提供了机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将冷战结束后10年间全球战略探索的成果理性化，开始形成21世纪美国全球称霸的理论框架。     

中国崛起的外部性与经济安全

中国的崛起是一次现代化追赶。追赶过程中，国家安全主要表现为经济安全。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可用外部性理论做出解释：成胁论观点只强调中国崛起的负外部性，而机遇论观点则强调了正外部性。中国崛起过程中，应力图减少以“中国威胁论”为主的负外部性影响；充分利用和宣扬以“中国机遇论”为主的正外部性影响，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降低中国崛起的外部成本。     

弗雷格-吉奇难题及其解决方案论析

“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当代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它表明非认知主义不是行之有效的道德语义学理论。非认知主义者试图通过修补其语义学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同情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也希望通过“紧缩论”等办法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研究表明这些方案均不成功。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     

论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就

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以宏大的视域对楚辞进行整体性研究.在纵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紧扣楚辞,以"巫系文学"为理论框架,上挂下联,构建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体系,向上追溯楚辞的源头;向下则归纳整理楚辞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而在横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则除了将楚辞与日本同时期或者其他时期、类型相似的文字及文学形式进行微观的关联比较研究之外;更是以楚辞为基点,对整个东西方文化心理进行了宏观的关联比较研究.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解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真理界定

真理是一个万古长青的话题,有了哲学就有了对真理的探讨.但是,不同的哲学对真理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也是追求真理的,也有自己独特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对真理的界定只是揭示了真理的认识论维度,它整体上是符合论的.对该教材中的真理定义,一定要避免庸俗化的理解,常识不是真理,只有反映并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同时,教材在理解真理时也结合了价值问题,并认为真理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之争及我国刑法的路径选择

罪数论与竞合论的体系话语与分类方法不同,我国当前没有必要推翻罪数论并全盘引入竞合论。否则可能出现知识对接的难题和司法适用的困惑:现有的牵连犯形态在竞合论中缺乏体系地位安置;有权解释和竞合论原理冲突;支撑竞合论的行为个数理论判断标准不明确,国内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基础。因此,罪数论更加适合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习惯的现实。同时,我国的罪数论体系可以进一步完善:重视想象竞合犯的明示机能;承认吸收犯是包括的一罪,将伴随犯、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及法条竞合犯中的吸收关系归入吸收犯的范围;在法条竞合犯中,消解吸收关系和择一关系,承认特别关系和交叉关系,限缩单纯的一罪,扩张包括的一罪。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