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程序控制——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借鉴

我国现有制度对法官释明的规定散见于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之中,既无体系,亦无约束性措施。消极释明或过度释明均属法官释明的滥用,实为程序性违法。"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制裁理论,以司法审查权力制约法官释明权,可为因法官违法释明受损的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     

网络犯罪初查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尽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对初查作出了授权性质的规定,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初查在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渊源,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程序阶段。对于网络犯罪初查而言,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虽对其完成了授权,并对相关的电子数据赋予了证据能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上述规定进行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若对程序启动与取证活动缺乏有效的限制,则可能会滋生一系列权利干涉型取证行为,甚至可能会导致初查成为一个有效回避法律对侦查权控制的避风港。亟须从主客观两方面同时着手进行相关研究,以回应实践中较受争议的主动侦查质疑及侦查前置的争议。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司法问题与立法完善

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是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重要保障。《民事诉讼法》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内容简略,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解释零散,不足以弥补立法的缺失,导致司法审判实践在互惠关系认定、外国判决适当性审查、程序正当性判定等重要问题处理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在互惠关系认定上确定法律互惠的判断标准,建立外国法院管辖权审查的间接管辖权制度,细化判决终局性认定规则,明确界定正当程序规范的范围,厘清程序正当性与公共政策的边界。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程序性与制度化

从性质上说,相对人抵抗权本质上属于程序性权利,它在发起前提上具有法定性,行使手段上具有消极性,作用时间上具有即时性,行使目的上具有阻滞性,效果功能上具有辅助性.作为一种消极的行政参与,相对人抵抗权主要表现为要求说明理由、拒绝、劝阻以及申诉、控告等形式.在相对人抵抗权制度设计上,需要建立和完善行使原则制度、无效行政行为确认制度和抵抗后果制度.     

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包括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等。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权利保障现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体现了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冲突时将程序正义置于实体正义之上的价值选择，是为解决办案人员侵犯公民所具有的由宪法允诺予以保护的权利而采取的步骤，是司法状况的必然反弹。非法取证行为，损窖国家机关威信，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容易扭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同时造成虚假证据。     

刑事程序性权利的保障

随着保障人权意识在刑事诉讼中的觉醒,刑事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必将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刑事程序性权利的价值可区分为程序性权利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前者是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后者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为基础的独立价值。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程序性权利内在价值的缺失与薄弱环节的完善,是今后现代化法治建设的紧迫任务。     

改进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法律构想

为改进政府经济管理模式 ,政府应当成为权力有限的、遵循正当程序的、负责任的政府 ;应当制定和不断完善市场规则 ,以统一、公正、公开、透明的方式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改进和充分运用经济管理手段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强化服务职能。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政决策正当性的基本构成

"正当性"一如"正义",是许多学科所共同关注却又难有定论的概念。从行政决策角度而言,正当性的构成应当至少包涵决策目的正当、决策程序正当与决策结果正当三个方面,这是一个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的评判标准。正当的行政决策表现为决策目标增进民利、决策过程尊重民意、决策结果顺应民心、决策目的与归宿是为人民谋福利,故若对权利有所减损、义务有所增加时应合乎比例原则。正当的行政决策程序应当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要素。正当的行政决策结果要求决策均衡各方的利益诉求,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以及建立必要的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