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行政化给社区自治让路

能否让社区享有充分的自治职能,避免行政化倾向,是关系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为此做出了努力。明确社区职能,理顺工作关系。为强化社区自治职能,浔阳区围绕明确社区职能开展了调查研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明确赋予社区“三权”,即自治权、协管权和监督权。将     

筑牢城市发展的基石——访山东省东营市民政局局长郑子华

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保障城市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俗说话:基石不牢,地动山摇。搞好居委会建设已成为各级政府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美丽富饶的油城——山东省东营市,是如何牢筑这城市发展的基石的呢?近日,记者来到地处莱州湾畔、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     

计划生育中心户的发展与绩效——纪念辽宁省计划生育中心户诞生20周年

辽宁省计划生育中心户经过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走完了20年的光辉历程。它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组织形式。在新形势下它是落实基本国策,体现“发展是硬道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优秀载体。今后必须与时俱进的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心户的大好形势和优良传统。     

证据共通原理在普通共同诉讼中的适用

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除具有独立性之外,尚具有牵连关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事实.证据共同原理的适用,是其牵连关系的重要体现之一.本文从证据共通原理出发,认为证据共通原理有适用于普通共同诉讼法人之间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具体如何运用的问题,以期对普通共同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于目的范畴在句法、延展及其筛选上的理论思考

根据各种句法形式与心理目的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将目的范畴表述形式限定在陈述句、祈使句及其组合形成的复句上;其次,以目的单子为基点,阐述了目的表述的延展方式,即对象化和以因果为内在动力的能动化;最后设计了由语音、语汇、结构和时态四个层面组成的过滤程序,以筛选出目的语义范畴来。     

浅论秘书在非程序化决策服务中应具备的能力与素质

众所周知,秘书工作在现代社会中已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秘书人员的能力与素质则直接影响着他对服务对象所进行的决策。我们所说的决策,是在科学的理论知识指导下,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通过逻辑推理、科学分析和计算,确定行动的策略和方法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种类型。所谓程序化,即使工作步骤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而进行。作为秘书,通常是处在非程序化决策中。在这种非程序化决策中,如何为领导出谋化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领导提供最佳的策略和方法,供领导在非程序化决策中参考,这是作好秘书工作的关键。本文就这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秘书工作历来肩负着服务的使命,秘书工作的从属性也就决定了它的服务性。因而,绝不能把秘书工作在领导者非程序化决策中的参谋和智囊作用与领导者在非程序化决策中的决定作用等同起来。     

微机辅助设计机械产品装配图

本文提出一个在微机上设计机械产品装配图的方式。以Auto CAD为图形支持软件,利用其图形处理功能构成零件图子集,继而按装配要求形成草图,通过接口程序将图形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求交、消隐后自动生成所需的产品装配图。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论监察职务犯罪调查人员的出庭作证义务

职务犯罪调查人员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承担出庭作证的义务,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庭审阶段的集中体现。为贯彻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与在场原则,职务犯罪调查人员须就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口头说明,并承担接受询问和质证的实质义务。作为公职人员出庭作证,职务犯罪调查人员从身份上应确立“程序证人”的基本属性。出庭作证义务的设定应从证据调查的直接性、确保真实发现及平衡“调—诉—审”三方权利义务关系等方面考量。从作证主体上,辅助职务犯罪调查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出庭作证义务,同时应明确“程序证人”诉讼负担的具体限度。从审批程序上,应注重法官“通知”义务与“提请+批准”程序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后果层面,应厘清不出庭和出庭作证不合法之间的差异化规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