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

根据成都城区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但更倾向于现代性的过渡型人格中.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历、传媒接触、城市经历、工作组织化程度、社会交往对其现代性人格的发展有显著影响,而家庭背景对其现代性人格的发展没有影响.     

反思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

近年来,政府绩效评估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兴起.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是成熟的代议民主制,通过分权、结果导向和内部市场机制改进了政府内部管理和工作流程,提高了政府管理效能.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是科层制政府体系,上级与下级之间没有真正形成基于内部市场的分权、绩效合同和结果导向,仍然依靠命令-服从机制;绩效评估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程序,没有改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模式,反而强化了科层制的优势.在政绩追求、赶超压力、政绩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计划式绩效评估,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控制手段.     

从实例中分析日语程度副词的用法

现有的语法著作及教材在谈到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时,都笼统地指出日语程度副词可修饰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以及一部分名词和副词。但实际上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名词、副词是受一定限制的。本文通过分析日本近代小说中的具体用例,对程度副词的用法进行分类阐述,分析了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词类的特点。     

否定语义对谓语形容词程度属性的激活机制——以“非常”为例

文章在语料统计的基础上,历时考察了"非常"的功能嬗变。在"非+常+名物"这一结构式中,"非"通过否定外延比较大的事物,从而突出与之相对的事物的个性,把事物自身暗含的显著特征激活出来。随着语言的发展,"非+常"逐渐演变成一个双音节程度副词,更直接地表示名物性质的程度属性,从而体现出谓语形容词的程度的量。     

程度的表达形式:程度副词

程度范畴的形式化手段分属于词汇、语法和语用等不同的语言层面,而现代汉语性质量程度范畴的表达方式之一———词汇手段,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程度副词是程度范畴形式化的词汇手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语言运用中,程度副词表达程度范畴时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来体现的:第一种形式是程度副词与量级序列类形容词组合,这又分为两种情况:非"量差程度副词"与量级序列类形容词组合、量差程度副词与量级序列类形容词组合;第二种形式是"最"与极限类形容词组合;第三种形式是程度副词与状态形容词组合。     

新邵湘语的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

新邵湘语的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都可连接述语和情状补语,“倒”使用频率最高,“起”最低。它们都是从结果补语语法化而来。比较发现,当补语是光杆性质形容词或单音节词时,由补语标记助词“得”引导。     

《元曲选》中方位短语及其功能(下)

《元曲选》中 ,方位短语前不加介词可直接充当句子的状语、补语。方位短语直接充当状语是近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语法现象 ,现代汉语当中虽不普遍 ,但仍有少量用例。充当补语时 ,方位短语多数表处所 ,且动词一般是非行走义类。方位短语直接作补语是《元曲选》中也是近代汉语中不常见的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仍有遗留     

政府、产业环境、顾客与企业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是企业突破系统边界的外部技术协同活动,外部环境通过政府支持、行业竞争程度、竞争企业战略相似性、顾客参与等因素对合作创新系统及其绩效产生影响。通过对山东省、山西省、北京市等地的139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合作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政府支持、行业竞争程度、竞争企业战略相似性、顾客参与度为自变量,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度、产业竞争程度、顾客参与度三个变量与合作创新绩效呈正向促进关系,而竞争企业战略相似性则与合作创新绩效呈反向关系。     

市场化程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绩效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中国市场化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企业对投资者与公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企业对员工、投资人、公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研究认为,在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企业和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效提高企业绩效。     

论影响腐败产生和治理的几个问题

腐败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它受制于政治制度、所有制形式、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传统.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下反腐败的方式、效果、持久性有明显的差别;公有制并不是腐败的温床,公有制社会只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和腐败预警系统,完全可以抑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转型社会在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同时,还必须发挥政治手段和道德教化在反腐败中的作用.